我老婆张静说我疯了,准是中了邪。儿子马上要结婚,我俩攒了一辈子的五十万,不给他在城里买套像样的婚房,我偏要拿去盘下市郊那间破败得像鬼屋一样的老铺面。那地方,二十多年前是个迪斯科舞厅,叫“梦幻骑士”。全家人都以为我这是老糊涂了,犯了中年人的臆病,只有我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不是在买铺子,我是在赎罪,在买一个埋了二十多年的秘密。那秘密,是1997年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在我耳边用一口气封存的。我必须在它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之前,把它挖出来。
说起这事儿,还得从1997年那个潮湿燥热的夏天讲起。那年我22岁,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当机修工,一个月工资三百多块,是个标准的楞头青。那时候的年轻人,没现在这么多花花肠子,下了班除了喝点小酒,最大的乐子就是去迪斯科舞厅。梦幻骑士,就是我们这帮厂里小子的圣地。巨大的旋转玻璃球把光线切割成无数碎片,撒在烟雾缭绕的舞池里,震耳欲聋的音乐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都给颠出来。我们就在那样的光影和喧嚣里,释放着无处安放的荷尔蒙。
在工友的起哄下,我端着一杯啤酒,晕乎乎地就走了过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傻大胆。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同志,能,能请你喝一杯吗?”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秋天的寒星,但里面藏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惊慌和焦灼。她没有拒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我当时心跳得像擂鼓,坐在她对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把一杯啤酒喝见了底。舞厅里的空气又热又黏,混着汗味、烟味和廉价香水的味道,我却觉得那一刻,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
我们就那么坐着,她不说话,我也不知道说啥。过了大概十分钟,她突然凑了过来,那张精致的脸离我极近,我甚至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她的嘴唇贴近我的耳朵,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缓缓地吹了口气。那口气很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酒香,像一条小虫子,瞬间钻进了我的心里,让我浑身一个激灵。紧接着,她用轻得像蚊子叫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因为音乐声实在太大了,我只模模糊糊听到了几个字:“……凤凰……左边第三块砖……”
从那天起,我像着了魔一样,一连半个月,天天晚上都去“梦幻骑士”报到,把兜里那点工资全换成了门票和啤酒。我坐在我们上次相遇的那个卡座,希望能再见到那个穿红裙的女人,问问她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可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工友们都笑我,说我这是得了相思病,被一个“女阿飞”给耍了。时间一长,我也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或许那真的只是一场醉酒后的荒唐梦。
后来,厂子效益越来越差,下岗潮来了,我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生活的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摆过地摊,蹬过三轮,开过小饭馆,吃尽了苦头。再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张静,她是个本分踏实的女人,不嫌我穷。我们结婚,生子,一起开了家小五金店,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总算安稳了下来。那段关于红裙女人的记忆,连同那个燥热的夏夜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都被我锁进了记忆的箱底,几乎快要忘了。梦幻骑士迪斯科舞厅也在世纪初的一场大火后彻底关了门,从此荒废。
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句被我遗忘了二十多年的话,突然清晰无比地响了起来:“……凤凰……左边第三块砖……”我猛地站了起来,把正在看房产广告的张静吓了一跳。我突然明白了!当年的舞厅里,正对着我坐的那个卡座的墙上,就挂着一幅巨大的、用彩色玻璃拼成的凤凰浮雕!我怎么就忘了呢?我怎么就那么笨呢!那个女人不是在戏弄我,她是在托付我一件天大的事!
我当时就炸了,血压噌地一下就上去了。我跟张静说,儿子的婚房先不买了,我要用这五十万把那个废弃的舞厅盘下来。张静一听,脸都绿了,以为我发神经病。“陈峰!你是不是疯了?拿儿子的婚事开玩笑!买那个鬼屋干什么?等拆迁款吗?你算过没有,那点补偿款连本都回不来!”儿子也劝我:“爸,你这是干嘛呀,那地方又破又烂,有什么好买的?”我没法跟他们解释,我怎么说?说二十多年前一个只见了一面的女人在我耳边说了句胡话,我惦记了半辈子?他们只会把我当成精神病。
拿到钥匙那天,我的手都在抖。那个曾经承载了我整个青春幻想的地方,如今破败不堪。大门上的锁已经锈死,我用撬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开。一股霉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照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柱,无数的灰尘在光柱里飞舞。舞池的木地板已经腐烂,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吧台上的酒瓶东倒西歪,落满了厚厚的灰。一切都像是被时间遗弃的坟场。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当年那个卡座的位置。抬头一看,那面墙上,果然还残留着凤凰浮雕的轮廓,虽然彩色的玻璃早就碎光了,但凤凰的形态依稀可辨。
我的心“怦怦”直跳,搬来一个破桌子站上去,按照记忆里她说的话,从凤凰图案的左侧,开始数第三块砖。我用手指敲了敲,声音是空的!有戏!我找来一把锤子和凿子,小心翼翼地沿着砖缝开始敲。灰尘呛得我直咳嗽,但我完全顾不上。几分钟后,那块砖松动了,我伸手把它抠了出来。砖头后面,是一个黑乎乎的洞。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了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
“看见这封信的陌生人:当你找到它时,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叫苏艳,我爸爸是城东纺织厂的厂长苏振华。今天,是我们厂副厂长柏文斌联合外人,准备用一份伪造的账本陷害我爸爸贪污公款的日子。这盘磁带里,是柏文斌亲口承认他做假账、侵吞公款的录音,是我偷偷录下的。我不知道该把它交给谁,所有人都被他收买了。我今晚必须带着我爸爸连夜离开这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舞厅里,我看到了你,你的眼神很干净,不像这里的其他人。我赌了一把,把这个天大的秘密,托付给你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我不敢说得太明白,只能用这种方式。如果你有良心,请你把它交给纪委,还我爸爸一个清白。拜托了!”
信的落款日期,正是1997年那个夏夜。看完信,我整个人都傻了,手里的信纸轻飘飘的,却感觉有千斤重。我的天,我当时到底错过了什么!我这个蠢货!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场风花雪月的邂逅,是个浪漫的谜语,可我万万没想到,那是一个女孩在走投无路时的绝望求救!她把全家的性命和清白,都赌在了我这个不靠谱的愣头青身上,而我,却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旖旎的梦,在浑浑噩噩中错过了二十多年!一股巨大的愧疚和悔恨瞬间淹没了我,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那废墟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没有声张,找了个地方,把磁带里的内容转成了数字格式。录音里,柏文斌那得意的声音清晰无比,详细地讲述了他如何做假账,如何一步步把苏厂长逼上绝路。证据确凿,天理难容!我把录音和信复印了多份。想了想,我没有直接去纪委。二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说不清了,直接举报可能会打草惊蛇。我决定,要让柏文斌自己,亲口承认这一切。
我打听到柏文斌每周都会去一家高档茶楼。我换了身体面的衣服,带着录音笔,也去了那家茶楼。我在他必经的走廊上“偶遇”了他。他如今已经是个头发花白、满面红光的老头了,身边还跟着助理,派头十足。 幸运飞艇开奖
“我还记得苏振华苏厂长,”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也记得一个叫苏艳的女孩。”
听到这两个名字,柏文斌的脸色瞬间就变了,那是一种装不出来的惊慌。“你……你说什么?我不认识。”
“这您就别管了,柏总。您说说,这事儿要是捅出去,您这一辈子的名声,您儿子的前途,您偌大的家业,会怎么样?”我平静地看着他。他彻底慌了,拉着我就要往包间里走。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在确凿的证据和他自己的录音面前,他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所有的事情。他还告诉我,苏厂长一家当年逃到南方后,因为一直背着“贪污犯”的污名,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苏厂长没几年就抑郁而终了。而苏艳,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终身未嫁,现在还在一个南方小城里,靠打零工为生。
听到苏艳的结局,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一个本该有大好人生的姑娘,就因为人渣的陷害和我的愚钝,被毁了一辈子。
事情尘埃落定,我回到了那间破败的舞厅,心里五味杂陈。我把墙上的洞重新补好,仿佛在封存一段悔恨的青春。回到家,我把整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静和儿子。他们听完,都沉默了。张静抱着我,眼圈红了:“老陈,你……你受委屈了。我不该骂你,你做的是对的。”儿子也拍着我的肩膀说:“爸,我支持你。这铺子,就算砸手里,我也认了!”
后来,我们把那个老舞厅重新装修,开了一家怀旧主题的茶馆。开业那天,我站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仿佛又看到了1997年那个夏夜,那个穿红裙的女孩,那双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眼睛。我没能成为她的英雄,但二十多年后,我总算还了她一个公道。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但有些债,只要你还记着,就终有还清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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