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的腥气混着青草的味道，钻进我的鼻腔，有点呛人。我慢条斯理地从湿漉漉的草地上坐起来，拍了拍沾在风衣上的碎叶和泥点，动作从容得像是在整理一次不太成功的野餐。旁边几米远的地方，周峰还瘫在地上，像一滩烂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神里混杂着震惊、屈辱和一丝怎么也藏不住的颓败。

我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头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月光透过稀疏的树叶，在他那张涨红扭曲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扯了扯嘴角，一个算不上是微笑的表情浮现在脸上，语气里带着一丝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冷气。

“周峰，就这点技术，还叫我打够级？”

够级，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最风靡的纸牌游戏。六个人，两副牌，讲究的是对家之间的默契配合，是对牌局的精准计算，更是关键时刻一击致命的魄力。我和周峰，曾经是全县城少年圈里最无敌的“够级”搭档。他冲锋，我守门，杀得那些半大的小子们片甲不留。

可现在，他用尽全身力气，策划了一场自以为是的“征服”，结果却狼狈得像个输光了所有筹码的赌徒。而我，连一张废牌都没为他出。

听到“够级”两个字，周峰的身体猛地一颤，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仿佛我是什么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怪物。他大概以为我会哭，会尖叫，会像所有被他这种行为吓破胆的女孩一样，瑟瑟发抖地求饶。

他想错了。从他把我从那条回家的僻静小路上拖进这片小树林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和他之间，最后一点名为“发小”的情分，彻底清零了。

我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在松软的土地上，发出沉闷而坚定的声音，一步，一步，像是在为我们那段荒唐的过去，敲响了丧钟。我没有回头，甚至没有加快脚步。我知道他不敢追上来，今晚的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勇气和力气。

回到家，我没有开灯，径直走进浴室。拧开花洒，滚烫的热水从头顶浇下，我闭上眼睛，任由水流冲刷着身体。镜子里映出的那个人，脸色苍白，眼神却亮得惊人。没有眼泪，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恶心和疲惫。

我换上干净的睡衣，给自己泡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加了两个蛋和一个火腿肠。吃完最后一口面，喝光最后一口汤，我拿起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喂，警察同志吗？我要报警，我刚刚被人袭击了。”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是的，我知道他是谁。他叫周峰，我们住一个小区。”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警察来了，做了笔录，带我去了医院验伤。我身上有一些擦伤和瘀青，但并不严重。周峰很快被抓到了，就在他自己家里，他甚至没想过要跑。

然后，我们这个不大的县城，炸了锅。

周峰的父母，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堵在了我家门口。周母一见到我，眼泪就下来了，拉着我的手，一声声地喊着我的小名：“宁宁啊，你跟阿姨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小峰他不是那种孩子，你们俩从小玩到大，他怎么会欺负你呢？”

我平静地抽回自己的手，看着眼前这个保养得宜的中年女人。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最敏感的神经上。

“周阿姨，有没有误会，警察会调查清楚。他是不是那种孩子，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

周父是个在单位里有点小权力的科长，此刻板着脸，一副官腔十足的模样：“林宁，我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周峰做错了事，我们替他给你道歉。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赔偿，你提个数，只要我们能拿得出来。然后你去跟警察说，就说是一时冲动，闹着玩的，把案子撤了。这事要是传出去，他这辈子就毁了！”

我差点气笑了。毁了？他把我拖进小树林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我会不会被毁了？

幸运飞艇168 “周叔叔，这不是钱的事。也不是闹着玩。法律上怎么判，就怎么判。”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来求我，而是去教育你们的儿子，让他明白，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

周父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指着我，手指都在发抖：“你……你这个女孩子，怎么心这么狠！周峰那么喜欢你，为了你他什么都肯做，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喜欢？

我脑海里瞬间闪过这些年的一幕幕。

我和周峰，确实是标准的青梅竹马。我们一起在筒子楼里长大，一起上学，一起逃课去游戏厅。那时候的他，是孩子王，讲义气，有担当。谁要是敢欺负我，他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够级”组合，更是横扫了整个大院。我以为，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转折点发生在我考上大学，去了上海。而他，高考失利，留在了县城。

我们的人生轨迹从那一刻起，彻底分叉。我在繁华的大都市里，拼命学习，努力工作，眼界和思想每天都在被刷新。而他，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一个不好不坏的单位，每天过着喝茶看报的日子。他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

每次我放假回家，他都会来找我。一开始，我们还能聊聊过去，但很快，话题就变得充满了火药味。他嘲笑我穿的衣服太“洋气”，说我化的妆像“妖精”，指责我跟上海的男同事吃饭是“不检点”。他觉得我变了，变得他不再认识，不再能掌控。

而我看着他，看着他日益发福的身材，听着他满嘴的怨天尤人，只觉得陌生和可悲。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安逸和不甘的生活，腐蚀成了一个油腻而狭隘的中年男人。

他开始疯狂地追求我。那种追求，不是爱，是占有。他开着他爸给他买的车，堵在我家楼下，送来俗气的大捧玫瑰；他在我明确拒绝后，在亲戚朋友面前放话，说我早晚是他的人；他甚至跟踪我，监视我的社交动态，对我身边的每一个异性都充满了敌意。

我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毕业后回到了县城工作。这在他的眼里，成了我“认清现实，回头是岸”的信号。他的追求变本加厉，甚至带上了威胁的意味。

“林宁，你别给脸不要脸。除了我，这县城里谁还配得上你？你一个在外面混过的女人，还真当自己是天仙了？”

“你以为你在上海读了几年书就了不起了？回来还不是跟我一样，一个月挣几千块钱。装什么清高？”

这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我们之间仅存的回忆。我终于明白，他喜欢的不是我，而是那个能证明他比别人强的符号。他得不到我，就像他得不到他想要的那种成功人生一样，这让他感到了巨大的挫败。

他选择了最愚蠢，也最恶毒的方式。他想用暴力来证明他的“男人雄风”，想把我拉下他臆想中的“神坛”，让我和他一样，跌入泥潭。

可惜，他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我。

在小树林里，当他把我扑倒的那一刻，我确实有过一瞬间的恐惧。但当他那混杂着烟味和酒气的呼吸喷在我脸上时，我的恐惧瞬间被巨大的恶心所取代。他的力气很大，但动作笨拙而慌乱。我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尖叫挣扎，而是冷静地寻找着机会。

我用尽全力，膝盖狠狠地顶向他的要害。他痛得闷哼一声，力道松了。我趁机翻身，抓起手边的一块石头，毫不犹豫地砸向他的头。血，顺着他的额角流了下来。他懵了，彻底懵了。他可能从没想过，那个记忆里总是跟在他身后的小女孩，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和胆量。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我看着眼前这对颠倒黑白的父母，心里的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周峰的偏执、自大和不负责任，都是他们溺爱和纵容的结果。

“周叔叔，周阿姨，请回吧。我不会撤诉的。”我打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如果你们再来骚扰我，我会申请人身保护令。”

他们最终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周父的眼神像是要吃了我。

事情很快在小城里传开了。流言蜚语比病毒传播得还快。版本有很多，最离谱的一个是，说我早就在外面跟人鬼混，回来勾引周峰，事后又嫌他给的钱少，才把他告了。

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单位里的同事，看我的眼神也变得复杂。那些曾经和我关系不错的邻居大妈，现在见到我都绕着走。我仿佛成了一个瘟疫，一个打破了小城平静和“规矩”的异类。

我妈知道了这件事，气得住了院。她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宁宁啊，要不……要不算了吧。咱们斗不过他们的。这以后，你还怎么嫁人啊？”

“妈，”我握紧她的手，看着她憔悴的脸，“如果我嫁的人，会因为我被人欺负而指责我，那这种人，我宁可一辈子不嫁。如果我生活的环境，会因为我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孤立我，那这种环境，我宁可离开。”

那一刻，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开始默默地处理家里的事情，联系中介挂牌卖掉了我们家的老房子。然后，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我的上司，一个还算正直的中年男人，叹了口气，对我说：“林宁，委屈你了。这个地方太小了，容不下你。”

我笑了笑：“主任，不委屈。是我自己想走。”

周峰的案子，最终判了。故意伤害罪，三年。比我预想的要重一些，因为他有前科，年轻时跟人打架斗殴被拘留过。

拿到判决书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拉着一个行李箱，带着我妈，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

列车缓缓开动，窗外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县城，在视野里慢慢变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点。我没有丝毫的留恋。

我突然又想起了“够级”。

一场好的牌局，需要好的搭档，需要遵守规则，也需要尊重对手。当你的搭档背叛了你，当整个牌局的规则都被人肆意践踏，当所有人都认为你就该输的时候，最好的选择，不是硬着头皮打下去，而是潇洒地推倒面前的牌，告诉他们：对不起，这局，我不玩了。

我掏出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没有配图，只有一句话：

“世界这么大，牌局这么多，何必执着于一副烂牌。”

发完，我关掉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阳光透过车窗，暖洋洋地洒在脸上。我能感觉到我妈在我身边，呼吸平稳。

我知道，前面还有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我也知道，从今往后，我的人生牌局，发牌的是我自己，出牌的也是我自己。至于那些想把我拖进泥潭的人和事，他们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才是我想要的，真正的“够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