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退休后第一次战友聚会，张大海端着酒杯，通红着脸，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大着舌头说：“建军，说真的，咱们这帮当年一起转业的，现在混得最好的，我们最羡慕的，就是你。”

周围几个老伙计，有的点头，有的苦笑，有的只是默默地把杯里的酒一口喝干。

那一刻，我端着茶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半秒。

四十多年，像一场漫长得看不到头的电影。从部队大院的口号声，到机械厂震耳欲聋的轰鸣，再到后来单位里安静的图纸和算尺，最后是现在，窗明几净的家里，阳台上兰花的清香。我花了小半辈子去琢磨当年那件事，总觉得那是人生里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一个巨大的、充满了憋屈的疙瘩。

我从没想过，当年那个几乎把我整个人都打趴下的“排挤”，那次狼狈不堪的“出走”，会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变成别人眼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福气”。

可要说清楚这一切，还得从头，从1978年那个刮着“大白毛”风的冬天讲起。那年，我揣着转业证明，像揣着一团火，满心欢喜地踏进了北京第一机械厂的大门。

第1章 大厂的门槛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我叫陈建军，二十六岁，刚从部队转业。手里那张盖着红章的分配通知，是我那几年见过最暖和的东西——北京第一机械厂，技术科。

在那个年代，这六个字的分量，不亚于现在的人说自己进了什么世界五百强。那是首都的明星企业，苏联援建的大厂，光是厂区大门，就跟我们团部大门一样气派。能进去，就等于捧上了最硬实的铁饭碗。

报到的那天，是老战友张大海陪我去的。他比我早一年转业，就在厂里的二车间当工人。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车把磨得锃亮，载着我穿过半个北京城，嘴里就没停过。

“建军，你可算来了！技术科，那可是好地方啊！坐办公室，画图纸，全是知识分子待遇。不像我们车间，一天到晚跟油泥打交道。”他一边蹬车，一边扭头冲我喊，吐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

我坐在后座上，心里热乎乎的。在部队，我就是技术尖子，摆弄那些进口的精密仪器是我的强项。我心想，到了工厂，一身的本事总算有地方使了。我跟大海说：“坐办公室哪有车间好，工人阶级才是领导阶级嘛。我就想踏踏实实干点活。”

这不是客套话，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

张大海哈哈大笑：“你呀，还是那个老实性子。反正，你记住，厂里跟部队不一样，这里头道道多。你分给谁当徒弟了？”

“通知上写的是，李胜利师傅。”

张大海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车子也跟着晃了晃。他含糊地说：“哦，李工啊……他人挺‘能干’的。你跟着他，机灵点。”

我当时没听出他话里的深意，只觉得他对一个技术工程师的称呼是“李工”，透着一股尊敬。

幸运飞艇官网 技术科在一个三层小红楼里，暖气烧得足，一进去就暖洋洋的。科长老黄接待了我，一个戴着厚底眼镜的瘦高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他把我领到一个靠窗的办公桌前，桌上已经摆好了崭新的图纸、丁字尺和一套鸭嘴笔。

“这就是你的位置了。以后就跟着胜利干，他可是我们科的顶梁柱，刚从德国考察回来，年轻人，多学着点。”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穿着一身当时很罕见的藏蓝色呢子外套，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没起身，只是抬了抬眼皮，冲我点了点头，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就是李胜利。

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人不像个搞技术的，倒像个电影里的大少爷。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优越感，跟科里其他人穿着的蓝色、灰色劳动布工装格格不入。

“李师傅。”我走过去，立正，微微欠身，这是部队里养成的习惯。

他似乎觉得我的姿势有点好笑，嘴角那丝笑意更明显了。“别叫师傅，叫我胜利或者李工都行。陈建军是吧？转业兵？好啊，部队来的同志，纪律性强。”

他的话听着是夸奖，但语气里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我的工作，就是给他打下手。他画总图，我负责把零件图一个个描出来，标注尺寸。这活儿对我来说不难，我在部队就干过。我憋着一股劲，想让他看看转业兵的实力。我描的图，线条又光又直，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出来的一样。没过几天，科长老黄拿着我的图纸，当着全科人的面表扬：“看看，看看建军同志这个基本功，比咱们有些老同志都扎实！”

我当时脸一红，偷偷瞥了一眼李胜利，他正低着头削铅笔，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周围的气压有点低。

矛盾的种子，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埋下的。

有一次，厂里要攻关一个新项目，一个从西德进口的机床出了故障，里面的一个关键齿轮磨损了，但图纸早就丢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测绘，把图纸画出来，交给车间去仿制。

这是个硬任务，科长老黄把担子压给了李胜利。李胜利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年轻技术员，组成了攻关小组。

我们把那个磨损的齿轮拆下来，洗干净，放在测绘台上。那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螺旋锥齿轮，齿形、角度、模数，每一个参数都要求极高的精度。

李胜利不愧是从德国回来的，他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什么“渐开线”、“摆线”，各种专业术语一套一套的。他指挥我们测量，记录数据。

可两天下来，数据测了一大堆，每次用公式反推，结果都对不上。不是这个参数矛盾，就是那个角度有偏差。大家都有些泄气。

那天晚上，科里就剩我一个人。我对着那个齿轮，翻来覆去地看。在部队的时候，我跟一个苏联老专家学过一招“土办法”，叫“印模复制法”，就是用石膏或者胶泥把齿轮的形状精确地复制下来，再切片测量。这种方法虽然笨，但对付这种磨损不规则的复杂零件，有时候比纯理论计算更管用。

我越想越觉得可行，索性从医务室要了点牙科石膏，自己悄悄动起手来。折腾到半夜，一个清晰的石膏模型终于成型了。第二天一早，我用模型切片测出的数据，再结合前两天测量的基础数据，用了一上午的时间，竟然把所有参数都严丝合缝地推算了出来。

我激动地拿着那张画满了计算公式的草稿纸和初步的草图，跑去找李胜利。

他正在跟两个技术员讨论一个什么新理论，看见我手里的图纸，他眉头一皱，接了过去。

他看得很快，脸色也变幻得很快。从最初的不屑，到惊讶，再到一丝掩饰不住的阴沉。

“你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他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惊喜，只有审视和怀疑。

我老老实实地把我的“土办法”说了一遍。

听完，他没说话，只是把我的草稿纸往桌子上一扔，发出一声轻微但刺耳的“啪”声。

“胡闹！”他忽然提高了声音，“我们是技术科，搞的是科学！你这是什么？江湖郎中的把戏！这种没有理论依据的东西，能上图纸吗？出了问题谁负责？你负得起责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满腔的热情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李工，我验算过的，数据肯定没问题……”

“你验算？你用什么验算的？就凭你这套石膏泥巴？”他冷笑一声，拿起桌上的一本德文专业书，在我面前晃了晃，“科学，是要讲究方法的！陈建un，我知道你想表现，但这里不是部队，光有干劲和蛮力是不行的。要讲科学，懂吗？”

周围的同事都围了过来，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一丝幸灾乐祸。我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手里的图纸，仿佛有千斤重。

那天，我第一次体会到张大海说的“道道多”是什么意思。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分歧，更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我感觉，我这个“外来者”，无意中踩了“主人”的尾巴。

第2章 无声的墙

那次齿轮事件，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我和李胜利之间，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

事情的结局颇具戏剧性。李胜利带着他的团队，用他那套“科学”的方法又算了两天，还是没结果。车间那边催得急，机器停一天，损失就是个天文数字。最后，科长老黄顶不住压力，把我那张草图拿了过去，死马当活马医，让车间先试试。

结果，车间里的老师傅们一看图，再看看我的石膏模型，当场就拍了板，说这路子对。他们连夜加班，不到三天就把齿轮给仿制出来了。装上一试，严丝合缝，机器重新轰隆隆地转了起来。

厂里为此还开了个表彰会，给技术科发了奖金。会上，厂长特别提到了我们攻关小组，重点表扬了李胜利“带领团队，不畏艰难，勇于创新”。从头到尾，没我陈建军半个字。

会后，老黄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支烟，叹了口气：“建军啊，这次委屈你了。不过……你也知道，胜利他爸是局里的领导，他自己又是厂里重点培养的苗子。这事儿，你就……当是为集体做贡献了。”

我捏着那支烟，半天没说话。烟头被我捏得变了形，烟丝撒了一手。我还能说什么？我只是一个刚转业的兵，无权无势，除了会干点活，什么都没有。

“老黄，我明白。”我最后说。

从那天起，我在技术科的日子，就变得微妙起来。

李胜利对我，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一种刻意的无视。他会把一沓图纸交给别人描，哪怕那个人描得歪歪扭扭，也不会交给我。开会讨论技术方案，他会挨个问遍所有人的意见，唯独跳过我，仿佛我坐的那张椅子是空的。

科里的人都是人精，领导的态度就是风向标。很快，我就成了那个“隐形人”。大家当着我的面还客客气气，叫一声“陈哥”，但一转过身，我就能感觉到那些黏在我背后的目光。以前中午还跟我一起去食堂打饭的几个年轻人，也渐渐疏远了，宁可跟着李胜利去吃小灶。

我像被一堵无声的墙给围了起来。在这堵墙里，我能看见外面的人说笑、忙碌，但我发不出任何声音，也融不进去。

只有张大海，还隔三差五地来找我。他会趁着午休，溜达到我们小红楼，塞给我一个他老婆烙的馅饼，或者只是跟我蹲在墙角抽根烟。

“建军，别往心里去。”他吐出一口烟，烟雾缭绕，“李胜利那小子，就那德行。仗着他爹，在厂里横着走。你技术比他好，他这是嫉妒你，给你穿小鞋呢。”

幸运飞艇人工计划 “我没想跟他争什么。”我闷闷地说，“我就是想干点活。”

“你想干活，也得人家给你机会啊。”大海一针见血，“现在这情况，你越能干，他越容不下你。你功劳太大，不就显得他无能了吗？”

我沉默了。部队里，我们讲的是“一二三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谁的军事素质过硬，谁就能得到尊重。可到了工厂，我发现这里的是非对错，成了一笔糊涂账。

那段时间，我每天上班都像上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无所事事。别人都在忙，图纸在桌上铺得满满当当，只有我的桌面，干净得能当镜子照。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太耿直，太不懂人情世故？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试着去改变。我学着给科里管后勤的大姐打水，学着在李胜利高谈阔论的时候，在旁边附和两句“李工说得对”。甚至有一次，他过生日，我还咬咬牙，用半个月的津贴买了一支派克钢笔，托人送了过去。

但这些努力，就像石沉大海，没有半点回音。那堵墙，反而因为我的刻意讨好，显得更加坚固和可笑了。

真正的爆发，是在那年年底评先进。

按照资历和贡献，我怎么也该有个“先进工作者”的提名。别的不说，光那个齿轮项目，就够分量了。我自己也存了一丝希望，觉得这总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吧？

结果，名单公示出来，不仅没有我，连提名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科里一个刚来不久、连基本制图规范都搞不清楚的年轻人，就因为他是李胜利的小舅子。

那天，我看着公示栏上的红纸黑字，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四十多度的暖气房里，我却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

我没去找老黄，也没去找李胜利。我知道，找了也没用。我只是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一下午。窗外，天一点点黑下来，办公室的人一个个走光了，最后只剩下我。

我看着桌上那套崭新的绘图工具，它们曾经是我的骄傲，是我的武器，但现在，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在嘲笑我的天真。

那天晚上，我喝了酒，平生第一次喝醉了。我拉着张大海，一遍遍地问：“大海，你说，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我这样的人，就不该待在工厂里？”

张大海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给我倒酒，拍着我的背。

我心里那个疙瘩，越结越大，大到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感觉，我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我整个人都会被憋死，被磨平，最后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瞧不起的。

我得走。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那天晚上，被酒浇灌着，在我心里破土而出。

第3章 挪个窝

离开的念头一旦萌生，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但我能去哪儿呢？在那个年代，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不是菜市场的白菜，可以随便挑。想调动一个单位，比登天还难。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没人没背景。

那段时间，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打听。我把部队里能联系上的老领导、老战友都问了一遍，得到的答复大多是爱莫能助。

希望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出现的。

那天，我去市里的一个部委大院，给一个转业到那里的老排长送点家乡特产。办完事出来，我在传达室的黑板上看到一则小小的招聘启事，字写得很潦草，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北京市计量技术研究所，招聘技工一名，要求：熟悉机械制图，有精密仪器操作经验者优先。联系人：周科长。”

“北京市计量技术研究所”，这个名字我听都没听过。我问传达室的大爷，这是个什么单位。大爷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哦，就大院角落那几间小平房，刚成立没多久，归我们局管，小单位，没几个人。”

我心里一动。小单位，是非就少。而且，要求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那个周科长。他大概四十多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背有点驼，看起来比我们厂的技术科长还要朴素。他的办公室小得可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塞满了各种零件和工具的铁皮柜。

我把我的情况，包括在部队的经历和在机械厂的工作，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当然，我隐去了那些不愉快，只说自己想换个环境，找个更能发挥技术特长的地方。

周科长听得很认真，他没有打断我，只是偶尔点点头。等我说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缺了个角的零件图，递给我。

“小陈同志，这是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个难题。一个进口的分析天平，里面的阻尼器坏了，这是核心部件的图纸。你看看，有什么想法？”

我接过图纸，只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张图纸的复杂程度，比我们厂上次攻关的那个齿轮，有过之而无不及。里面的结构精巧复杂，很多地方的公差要求都达到了微米级别。

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忘了自己是来求职的，忘了眼前的处境，脑子里只剩下那些线条、数字和符号。我拿着图纸，在心里默默地拆解、分析，甚至在桌上用手指比划起来。

周科长也不催我，就坐在对面，给我倒了杯水，静静地看着我。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从图纸里抬起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周科长，这个结构太精妙了。光看图，我只能提出几个初步的修复方案，但都不敢保证。最好的办法，是能让我看看实物，最好能拆开看看。”

周科长笑了，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好！就等你这句话！”他站起来，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陈，不，建军同志，你要是愿意来，我这研究所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我在机械厂大半年里，从未有过的感觉——被需要，被尊重。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剩下的，就是最难的一步：办调动。

周科长能量不小，他居然真的帮我把商调函开到了机械厂的人事科。但函到了厂里，就像泥牛入海，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心里明白，这是李胜利在卡我。我走，对他来说是好事，但他偏不让我走得那么舒坦。他就是要让我知道，在这个厂里，他说了算。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人事科问。科长是个老油条，每次都笑呵呵地跟我打太极，说“研究研究”、“再等等”。

我被逼得没办法，最后只能去找科长老黄。我把我的想法跟他摊开了说，我告诉他，我不想在技术科当个闲人，耗费国家的光阴和粮食。我求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老黄沉默了很久，最后掐灭了烟头，说：“建军，你让我想想。”

第二天，老黄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填好的调动审批表。在“调出原因”那一栏，他只写了六个字：“专业不对口，另谋发展。”而在领导签字栏上，李胜利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不知道老黄用了什么办法，但我知道，我欠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办完手续的那天，我收拾好我那点可怜的家当，一个帆布包，几本书，还有那套鸭嘴笔。走出小红楼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曾经满怀希望，又让我受尽委屈的地方，心里五味杂陈。

没有告别，没有欢送。我就像一片落叶，悄无声息地从这棵大树上飘落了。

只有张大海，在厂门口等我。他给我递过来一个网兜，里面是两个苹果和一包烟。

“建军，真走了？”他眼圈有点红。

“走了。”我点点头。

“那个破研究所，听说是新成立的，条件差得很，工资也比厂里低。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看着他，笑了笑，“大海，我在那儿，每天都能摸到真家伙，能干技术活。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你呀，就是个犟脾气！”他叹了口气，用力捶了我一拳，“去了那边，好好干！别让人家小瞧了咱们当兵的！以后有啥难处，言语一声！”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跨上了那辆送我来的二八大杠的后座，这一次，是离开。

车子骑出很远，我回头望去，北京第一机械厂那高大的烟囱还在冒着白烟，像一只巨大的手，在向我告别，又像是在把我推出它的世界。

我老婆秀英，对我这个决定是百分之百支持的。她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但她懂我。那天晚上，她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她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眼睛亮晶晶的。

“建军，挪个窝，挺好。挪挪窝，人挪活，树挪死。你在那厂里，人都快憋出病了。只要你能舒心，哪怕是去扫大街，我都跟着你。”

我听着她朴实的话，眼泪再也忍不住，混着面条，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从那天起，我，陈建军，告别了“大厂工人”这个光鲜的身份，成了一名“研究所技工”。在所有人看来，我都是走了一步臭棋，从天堂掉到了凡间。

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这个选择，会把我带向何方。我只是固执地相信，凭手艺吃饭，到哪儿都饿不着。

第4章 平房里的新天地

计量技术研究所，果然和传达室大爷说的一样，就是大院角落里一排不起眼的红砖小平房。没有机械厂气派的大门，没有窗明几净的办公楼，只有几间被各种仪器和零件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

整个研究所，加上我，一共才五个人。周科长，不，现在该叫周所长了。还有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小赵和小钱，负责理论计算和资料翻译。再就是一个叫吴姐的，管后勤和杂务。我，是所里唯一的，也是首席技工。

条件确实艰苦。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没有暖气，就生个炉子，烟熏火燎的。没有食堂，吴姐就用一个电炉子，每天给我们煮点面条或者热几个馒头。

工资也确实比厂里低了一截，每个月少了十几块钱，在当时，那可不是个小数目。

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和痛快。

在这里，没有了论资排辈，没有了人情世故。唯一的标准，就是你手里的活儿。周所长是个纯粹的技术狂人，他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对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他比我还讨厌。

我报到的第一天，他就拉着我，指着那台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进口天平：“建军，就看你的了！这可是咱们局花了大价钱从国外买回来的宝贝，就因为这个阻尼器，已经趴窝半年了。你要是能把它修好，我给你记头功！”

我看着那堆比手表零件还要精密的玩意儿，非但没有畏难，反而兴奋得两眼放光。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挑战。

我把家搬到了研究所旁边的一个大杂院里，一间十平米的小屋。为了方便工作，我干脆吃住都在所里。整整两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除了吃饭睡觉，所有时间都泡在了那台天平上。

我把每一个零件都拆下来，清洗、测量、记录，画出它的结构图。那个小小的阻尼器，被我反复拆装了不下二十次。我发现它的核心问题，在于里面一个用作缓冲的微型油封老化了。这种油封材料特殊，国内根本找不到替代品。

怎么办？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整整两天两夜。各种方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又被一一否定。

最后，还是在部队时学到的一个知识给了我灵感。我们当时有一种军用电台，里面的一个密封件，用的就是一种耐油、耐磨、弹性极好的氟橡胶。

我把这个想法跟周所长一说，他当即拍板，亲自跑去跟军方的一个研究所联系。凭着他以前在部队的老关系，还真让他搞到了一小块那种珍贵的材料。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纯粹的手上功夫了。我要用最原始的车床和锉刀，把那块比指甲盖还小的橡胶，加工成一个内径只有0.5毫米，外径3毫米，并且带有特殊凹槽的油封。

那几天，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两只手稳得像焊在车床上一样。小赵和小钱两个大学生，就站在我身后，大气都不敢出。他们看着我手里的锉刀，像一支精准的手术刀，在那小小的橡胶上一点点地打磨。他们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变成了惊讶，最后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敬佩。

当最后一个凹槽打磨完成，我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油封安装进阻尼器，再把整个天平重新组装起来。

通电，测试。

当显示屏上跳出一连串稳定而精确的数字时，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周所长激动地抱着我，一个劲地说：“建军，你真是我们的宝贝！你就是我们的定海神神针！”

小赵和小钱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英雄。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憋闷，都烟消云散。这种纯粹因为技术突破而带来的成就感和喜悦，是任何奖状和金钱都无法比拟的。

从那以后，我在研究所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

我成了所里的“万金油”。不管是哪个单位送来的“疑难杂症”，只要是跟精密机械相关的，周所长都会大手一挥：“找建军去！”

我修复过医院里失灵的X光机摇臂，调试过地质队罢工的经纬仪，甚至还帮天文台的老师傅们，给一台老式望远镜的追踪齿轮做了改造。

我的名声，渐渐地在系统内部传开了。大家都知道，计量所有个陈师傅，手艺高超，没什么能难倒他。

我的工作环境，也在这几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对科技越来越重视，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研究所，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我们从小平房搬进了新盖的实验楼，有了自己的恒温恒湿实验室。周所长到处“化缘”，申请经费，买回来一台又一台当时最先进的进口设备。

而我，作为所里唯一能把这些“洋玩意儿”玩得转的人，自然成了重点培养对象。所里出钱，送我去德国、瑞士，参加各种技术培训。我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在国外，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最新的技术和知识。我发现，我以前那些“土办法”，虽然管用，但跟人家系统化的科学理论比起来，还是有差距。我开始自学外语，啃那些厚厚的原版技术手册。

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忙碌，也是最充实的一段时光。我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秀英有时候会埋怨我，说我把家当成了旅馆。但她每次埋怨完，还是会默默地给我把饭菜热在锅里，等我半夜回家。

她知道，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活得有劲头。

而就在我这边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偶尔从张大海嘴里，听到的关于机械厂的消息，却越来越让人唏嘘。

第5章 冰与火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但也带来了一股刺骨的寒流——下岗潮。

那些曾经无比辉煌、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大型国企，一夜之间，成了最沉重的包袱。北京第一机械厂，这个我曾经挤破头想进去，又狼狈逃离的地方，也没能幸免。

最先听到消息，还是从张大海那儿。

有一次，他来我家里，神情很是颓丧。他告诉我，厂里效益越来越差，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全额工资了。人心惶惶，到处都在传要裁员。

“建军，你说这世道，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他坐在我家的小马扎上，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想当年，能进一机厂，祖坟上都冒青烟了。现在倒好，成了没人要的烂摊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给他倒了杯水，只能说些“会好起来的”、“国家不会不管你们的”之类的空话。

但情况，并没有好起来。

先是厂里搞“内退”，然后是“买断工龄”，最后，是大规模的“下岗分流”。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铁饭碗。

张大海，这个在二车间干了二十年的老师傅，也没能幸免。他拿着几万块钱的买断金，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他试过去开出租，结果跟人抢活，被人把车给砸了。又去摆地摊卖袜子，被城管追得满街跑。最后，在他老婆的哭闹下，在小区门口盘了个小卖部，勉强糊口。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小卖部里，跟几个同样下岗的老工友打牌。曾经那个高大壮实的汉子，不过四十多岁，已经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他看到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建军，你来了。”他站起来，给我拿了瓶汽水，“你看我这，混成这样了。”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把一个信封塞给他，里面是我刚发的一笔奖金。

他死活不要，把信封又推了回来。“不行，建军，这钱我不能要。你有你的家要养。我现在这样，是我自己没本事。”

我们推了半天，他老婆从里屋出来了，一把抢过信封，揣进兜里，冲我抹着眼泪说：“建军，大海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家里孩子上学的钱都快没了，你就当是……借我们的。”

从他家出来，我的心情无比沉重。

而就在那几年，我们研究所的日子，却越过越红火。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商店的电子秤，到工厂的流水线，再到医院的CT机，都离不开“计量”这两个字。我们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项目也越做越大。

我因为技术过硬，又懂外语，被周所长提拔成了总工程师。我不但负责所里的技术攻关，还经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去解决一些重大的技术难题。我成了那个年代稀缺的“专家型人才”。

单位给我分了房子，就在研究所旁边，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三居室。老婆孩子也解决了户口问题，从农村转成了城市户口。我的儿子，在我的影响下，也对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精密仪器系。

我的生活，和张大海他们的生活，仿佛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在上升，一个在下坠。

偶尔，我也会听到关于李胜利的消息。

听说，在工厂改制的过程中，他利用他父亲的关系，上蹿下跳，捞了不少好处。后来，他自己承包了一个车间，想单干。但没过两年，就因为经营不善，赔了个底朝天，还欠了一屁股债。

再后来，就听说他离婚了，老婆跟一个南下做生意的老板跑了。他自己也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整个人都废了。

有一次，我在街上，远远地看见一个酷似他的男人，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呢子大衣，头发乱得像鸡窝，跟几个流浪汉一起，在垃圾桶里翻找着什么。

我没敢上前去认。我只是默默地掉转了车头，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从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李胜利有今天的下场，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只是感慨，世事无常，命运弄人。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在我面前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会落到如此地...…

我没有幸灾乐祸，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人生这场马拉松，起跑的时候占点优势，真的不算什么。能笑到最后的，还得是那些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跑的人。

那些年，我很少参加机械厂老同事的聚会。不是我瞧不起他们，是我怕。我怕看到他们失落的眼神，怕听到他们无奈的叹息。我怕我的出现，会像一根针，刺痛他们，也刺痛我自己。

我把自己埋在工作里，用技术的确定性，来对抗生活的不确定性。我总觉得，只要我手里的活儿干得漂亮，就能心安理得。

第6章 岁月的回响

一晃眼，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从一个青涩的转业兵，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周所长也退休了，新上任的年轻人，见了我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陈工”或者“陈总”。

我在总工程师的位子上，一直干到了退休。退休那天，所里给我办了个很隆重的欢送会。新所长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说我是研究所的“定海神针”，是几代技术人员的榜样。

我听着，心里很平静。我知道，我这辈子，没白活。我把我的青春和汗水，都留在了那些精密的图纸和冰冷的仪器上。我做出了点东西，留下了一点痕迹，这就够了。

退休后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惬意。我和老伴秀英，搬回了单位分的房子里。儿子在国外发展得很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他总说要接我们过去，都被我拒绝了。我说，我这辈子，离不开北京这片土。

我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来，去公园里打打太极，跟一帮老头子下下棋，吹吹牛。下午，就在家里摆弄我的那些花花草草，或者看看书，写写回忆录。

秀英说我，就是个劳碌命，闲不下来。她不知道，我是在用这种方式，填补退休后巨大的空虚。

直到那一天，我接到了张大海的电话。

他说，当年一起从部队转业到一机厂的那批老伙计，想搞个聚会，庆祝大家都平平安安活到了退休。问我，来不来。

我犹豫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刻意回避着那个圈子。

但张大海在电话里，声音带着一丝恳求：“建军，来吧。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大家就是想见见你。真的。”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

聚会的地点，选在了一家很普通的家常菜馆。我到的时候，包间里已经坐满了人。一张大圆桌，挤了十几个人，都是些白发苍苍的老头。

我一进门，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了过来。空气有那么一瞬间的凝固。

还是张大海反应快，他一把拉住我，大声地介绍：“来来来，看看谁来了！我们的大功臣，陈建军同志！”

包间里顿时响起一片善意的哄笑和嘈杂的问候声。

“老陈，可算见到你了！”

“建军，你可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精神！”

我被他们簇拥着，在张大海身边坐下。看着这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我一时间有些恍惚。这些面孔，都刻着岁月的风霜，和生活的艰辛。

酒过三巡，话匣子就打开了。

大家聊的，无非是当年厂里的那些事，那些人。聊到厂子倒闭，聊到下岗，聊到这些年的营生，气氛就变得有些沉重。

有人说，他下岗后去给人家看大门，一个月挣几百块钱，还要看人脸色。

有人说，他老婆得了重病，为了凑医药费，把当年分的房子都卖了，现在还租房子住。

还有人，说着说着，就哭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说对不起老婆孩子，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我默默地听着，给他们倒酒，递烟，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难受得紧。

他们也问起了我的情况。我只是简单地说，在一个小研究所干了一辈子，刚退休，挺好。

我不敢说我的退休金一个月有多少，不敢说我儿子在国外是公司高管，不敢说我刚在海南买了一套过冬的房子。我怕我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刺向他们的刀子。

但他们还是从张大海那里，知道了我的大概情况。

“建军，你当年走的那一步，现在看来，是走对了。”一个叫老李的战友，端着酒杯，感慨地说，“我们当年，都笑话你傻，放着大厂的金饭碗不要，去一个破研究所。现在才知道，傻的是我们自己。”

“谁说不是呢？守着那个破厂，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说不要我们就不要我们了。”

“是啊，人家建军，靠的是真本事。咱们呢，除了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啥也不会。厂子一倒，我们就都成了废物。”

听着他们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呢？告诉他们，我当年的离开，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是被逼无奈的狼狈出逃？告诉他们，我在那个小平房里，也曾迷茫过，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张大海站了起来。他喝得有点多，脸通红，走路都有点晃。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他说：“建军，说真的，咱们这帮当年一起转业的，现在混得最好的，我们最羡慕的，就是你。”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我们不是羡慕你有钱，有大房子。我们羡慕的是，你这一辈子，活得明白，活得硬气！你没跟谁低过头，没说过一句软话。你靠着自己的手艺，堂堂正正地干到了退休。你……你活成了我们当年最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他的话音一落，整个包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有羡慕，有敬佩，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伤感。

我看着他们，看着这些和我一样，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时代的老兵，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站了起来，声音也有些颤抖。

“兄弟们，”我说，“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从一个战场上下来的，没有谁比谁高贵。大家吃的苦，我懂。要说羡慕，我才羡慕你们。你们守住了家，守住了根。我呢，就是个‘逃兵’。”

“今天，我不用酒，就用这杯茶，敬大家。敬我们逝去的青春，敬我们这颠沛流离，又TMD不白活的一辈子！”

我把杯里的热茶，一饮而尽。

滚烫的茶水，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

那一刻，我心里那个盘踞了四十年的疙瘩，那个关于“排挤”、关于“对错”、关于“得失”的疙瘩，终于，彻底地，烟消云散了。

第7章 没有输赢的棋局

那次聚会之后，我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但心态却彻底不同了。我不再纠结于过去的那些是是非非，也不再刻意回避那段在机械厂的经历。我开始明白，人生就像一条长河，你不知道哪个转弯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当年的“走投无路”，或许正是命运给你打开的另一扇窗。

我和张大海他们的联系也多了起来。他们不再把我当成一个需要仰望的“成功人士”，我也放下了心里那点可笑的优越感和愧疚感。我们就是一群一起扛过枪，一起进过厂，一起变老的老伙计。

我们会约着一起去钓鱼，一坐就是大半天，谁也不说话，就看着浮漂发呆。也会在谁家楼下的小花园里，摆上个小桌，几碟花生米，一瓶二锅头，从天亮喝到天黑。

我们聊的，不再是过去的失意和现在的窘迫，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打算。

张大海的小卖部，在他儿子的帮助下，重新装修了一番，开成了连锁便利店，生意好了不少。他说，不能总想着过去，人得往前看。

那个下岗后去看大门的老李，在儿女的支持下，报了个老年大学，学起了书法。他写的字，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过年的时候，小区的春联都被他包了。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有尊严地，过好自己的晚年。

有一天，张大海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张请柬。大红的底子，烫金的字。

“建军，下个月，李胜利的女儿结婚，你去不去？”

我拿着那张请柬，愣住了。李胜利，这个几乎已经从我记忆里淡出的名字，又一次被提起了。

“他……他怎么会请我？”

“他托人找到我，说无论如何，也想请你过去坐坐。他说，他想当面跟你……喝杯酒。”张大海的表情很复杂，“听说，他这几年过得挺惨的。前两年中风了，现在走路都得拄拐。他女儿挺孝顺，一直照顾他。”

我沉默了。我想起了那个在街上看到的，在垃圾桶里翻找的落魄身影。

去，还是不去？

秀英看出了我的纠M。她给我端来一杯热茶，说：“去吧。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化不开的仇？去见见，就当是跟自己的过去，做个了断。”

我最终还是去了。

婚礼在一个很普通的酒店举行。我见到了李胜利。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苍老。半边身子行动不便，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他坐在轮椅上，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他女儿把他推到我面前。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我赶紧按住他：“别，坐着吧。”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建军……对……对不住……”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心里那点残存的怨气，早就散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都过去了。”我说，“当年的事，没有谁对谁错，就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你选了你的阳关道，我走了我的独木桥。现在看来，都挺好。”

他怔怔地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他端起酒杯，那只还算灵便的手，抖得厉害。

我们碰了一下杯。清脆的响声，像是给那段尘封的往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没有待太久，把红包给了新人，就提前离席了。

走出酒店，外面阳光灿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

我忽然明白，张大海他们羡慕我的，或许并不仅仅是我的工作、我的收入。他们羡慕的，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始终在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并且把它做到了极致。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安身立命的本事，也收获了内心的平静和尊严。

而这份平静和尊严，比任何物质上的东西，都来得珍贵。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已经变成一片创意园区的北京第一机械厂旧址。那些高大的厂房还在，但里面已经不再是轰鸣的机器，而是一家家时尚的餐厅和画廊。

我站在那扇我曾经无比熟悉的大门前，站了很久。

我想起了197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个满怀希望的年轻的我。

我想起了技术科里那张干净的绘图桌，和李胜利那张挂着不屑笑容的脸。

我想起了周所长那间堆满零件的小平房，和我们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而彻夜不眠的那些夜晚。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

这盘人生的棋局，下到最后，其实没有真正的输家和赢家。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的棋盘上，落下了无悔的棋子。

我掏出手机，给远在国外的儿子发了条信息：

“儿子，记住，一辈子不长，要做点自己真心喜欢的事，要成为一个靠手艺吃饭、有真本事的人。这样，不管世道怎么变，你都能站得直，走得稳。”

发完信息，我转身，迎着夕阳，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的身后，是那个逝去的工业时代巨大的剪影。

我的身前，是寻常人家的万家灯火，和我老婆秀英，在家等我吃饭的，那一份温暖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