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主要由松田树先生于2023年的口头发表整理而成，主要关注了雅克·德里达与中上健次在1986年的一场对谈，及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场所。在大多数近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看来，这场对谈的发生匪夷所思，而其内容乍看之下也存在着明显的错位。本文尝试从当时日本与世界的“批评空间”出发，重新思考这处断裂所显露的意义，以及两者再交错的可能。但正如章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本文终究是围绕中上而展开的，如果将视角拉远，我们会发现在90年代左右，大量日本知识分子在国际上活跃着。1987年由哈若图宁主持的“后现代与日本”座谈会，将三好正雄与浅田彰等人推到了波士顿与芝加哥，大江健三郎也随后为此撰稿；翌年秋季，笠井洁受酒井直树邀约，同柄谷共赴康奈尔大学参会。这些曝光似乎带有被动性，因为与此同时，我们又有加藤典洋这一十分外部的存在被内部化的典例。将此论文置于这一背景之下，或可发现这一对谈的另一层“批评空间”。

最后，由于莲实重彦术语的独特性，如“说话论”中的“说话”意谓着日本说话文学，而「物語」一词也时常于文体与叙事概念间摇摆，且国内关于莲实文学批评译本的缺失，本人在与松田树先生沟通后认为，有必要对读者进行说明。以下为松田树先生寄言。原文链接在末尾处。

「柄谷行人在《批评与后现代》（1985年）一书中，探讨了在日语环境下进行思考的意义。例如柄谷认为，英语中的“criticism”与日语中的“批评”并非对应概念。他提出，在日本，自小林秀雄以来，“批评”这一体裁早已超越了对文学或艺术的趣味判断，而意味着一种接近“philosophy”、兼具哲理性与知识性的活动。柄谷指出，近代日本的知识传统虽受欧美思想影响，却拥有无法被其简化的独特性，且这种传统是与文学相伴发展而来的。这种意识并非柄谷行人独有，而是为莲实重彦、浅田彰等日本后现代知识分子所共同秉持。」

一、1986年的研讨会——雅克·德里达与中上健次

1986年，日本前卫艺术展（1986年12月9日-1987年3月2日）在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为庆祝该展览，中上健次与雅克·德里达展开了一场公开对谈。在对谈之前的研讨会上，柄谷行人、浅田彰、莲实重彦、费利克斯·瓜塔里等人登台发言，而此次对谈便是在他们的注视下进行的。该对谈于次年以《所谓污秽》（《文学界》1987年5月号，译：宫林宽）为题，刊登在日本的文艺杂志上，这也让中上健次的国际活动版图、以及作为西方知识界代表人物的德里达的风采，传递到了普通读者面前①。多年后，浅田彰在悼念德里达的文章中，也回忆起了1986年的这场研讨会，他以同时代人的身份，满怀感慨地回顾道，德里达当时已成为“能与异国作家坦诚交谈的人”，并提及德里达在80年代开始承担“某种社会责任”，实现了思想方针的转变②。

『中上健次発言集成3 対談III』中上健次，第三文明社，1996年（《所谓污秽》一文收录于此书）

然而，除当时在场的批评家外，中上健次与德里达这一奇妙的组合，仅仅被视作与80年代日本现代思想兴起——即所谓的“新学术主义”（ニュー·アカデミズム）——有关的一种现象而被看待，至于两人发言的内容以及活动间的关联，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探讨。即便是唯一将中上健次与德里达一同纳入讨论范畴的守中高明，其论著也完全未提及这场对谈的存在，对中上健次活动的分析也主要限定在70年代之前③。而在与德里达进行对谈之前，中上健次曾于1985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发表过以《围绕三岛由纪夫》为题的演讲，并探讨了作为“两种局外人”的“‘天皇’与‘部落’”④。80年代以后，中上健次开始在异国听众面前，重新审视自己身为被歧视部落的出身，以及这种出身在日本文化语境下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应将他与德里达的对谈仅视为点缀80年代日本思想界的一个事件，而必须将其定位于同时期中上健次活动的延伸线上。

更进一步地说，也可将二者的对谈这样解读——这一文本揭示了围绕其展开讨论的批评家们自身的问题意识。例如，当时担任主持的浅田彰在讨论过程中，将中上健次的关注点如此概括：“相对于作为正面天皇主义者的三岛由纪夫，他将自己定义为负面天皇主义者”，随后又暗示了让·热内的存在，称热内“从这种自恋式的封闭领域中逃离，朝着一种游牧般的状态前行”。浅田彰的这一表述，一方面是出于构建讨论脉络的考量——他试图在出版过热内研究著作《丧钟》（原著1974年）的德里达，与青年时期曾倾心于热内的中上健次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另一方面，这一发言也与浅田彰自身的批评实践相关——他在同年4月热内去世后，曾积极地将热内的活动介绍到日本。后来，浅田彰与柄谷行人共同创办了杂志《批评空间》（第一期1991年4月-1994年1月，第二期1994年4月-2000年4月，第三期2001年10月-2002年7月）。该杂志以热内《丧钟》的翻译（译：鹈饲哲）为开端，开始尝试将法国现代思想正式引入日本论坛。而在杂志第一期终刊号特辑《围绕中上健次》（撰稿：柄谷行人、浅田彰、莲实重彦、渡部直己）中，当年参与研讨会的批评家们明确表示“中上健次在《批评空间》的筹备阶段便深度参与其中”，由此可见，促成德里达与中上健次对话的这一尝试，恰恰印证了日本论坛某一时期的氛围，而这一氛围后来也在《批评空间》中得以生根。

本文旨在从当时围绕作家展开的文学史及批评史语境出发，重新审视1986年雅克·德里达与中上健次这场奇妙的邂逅，进而重新思考两人在当时对话中所探讨的内容，以及他们间可能存在的论点交锋。此前提及的守中高明，将身为被歧视部落民的中上健次与身为法裔犹太人的德里达的出身联系了起来，将“不会被任何空虚中心所回收的、作为播撒（Dissémination、散種）的市民那样、永无止境的去中心化且不连续的联结”（着重号为原文），称为“德里达=中上式思考”。但在本文中，笔者更希望从这种政治性的态度抉择中撤退，转而在文学这一行为本身之中探寻政治性，去发掘中上健次与德里达，以及围绕在两人身边的批评家们所共有的问题意识。例如，当时浅田彰之所以积极介绍热内的活动——包括热内的戏剧创作及与巴勒斯坦运动的关联——正是因为他想要批判一种被禁锢在战后文学“介入”（engagement、参加）逻辑中的热内像，这一形象通过语言美学来逆转蒙受屈辱的人生，而将这种形象在日本固化的关键人物便是三岛由纪夫⑤。热内的伦理恰恰体现在他对政治局势的远离的自觉。他“既与运动保持着奇妙的团结、热切的团结，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以一种保持微妙距离的旁观者身份自居”⑥。因此作为铺垫，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在探讨中上健次与德里达的对谈之前，我们将首先概述当时围绕作家展开的论坛状况。

二、从“政治与文学”到文学的政治——柄谷行人中的中上健次

“正因有中上在，我才与‘文学’产生了联结。”⑦1992年中上健次逝世时，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如此说道。据悉，柄谷与中上于1967年曾因同为群像新人奖落选者，在《三田文学》编辑部相识，而此后两人时常相互影响，各自展开活动。在中上逝世后，积极推动其遗留资料整理归档工作的，也正是柄谷行人，如《中上健次全集》（全15卷，集英社，1995年5月-1996年8月，由柄谷行人、浅田彰、四方田犬彦、渡部直己共同编撰）与《中上健次发言集成》（全6卷，第三文明社，1995年10月-1999年9月，由柄谷行人、絓秀実共同编撰）等。中上死后，柄谷行人逐渐为其活动赋予文学史层面的意义，称“中上健次的死亡，象征着作为整体的近代文学的死亡”⑧。不过，本节将主要聚焦于70年代，梳理两人活动的并行性。

正如笔者在另文中已阐明的那样⑨，柄谷行人作为批评家的起点，始于他对“政治与文学”这一命题的悬置——这一命题在战后文学家眼中是自明的，其在本质上关乎着文学家是否应参与政治的问题。正如东浩纪在战后批评语境中所梳理的那样，1968年柄谷凭借《意识与自然》获得群像奖，这篇出道作以“伦理问题（政治）”与“存在论问题（文学）”的“背离”为主题，而在吉本隆明、江藤淳等战后文学家看来，这两个问题的连续性本是不言而喻的⑩。在收录了该评论的《畏惧之人》（冬树社，1972年2月）与《意义这种病》（河出书房新社，1975年2月）中，柄谷为一群被战后派文学家斥为“非政治”的新人作家辩护——以古井由吉、后藤明生、黑井千次为代表的“内向的世代”。柄谷认为，这些作家作品中体现的“内向性”，实则是“通过自身的‘方法论怀疑’，为恢复现实开辟道路”⑪。“诸如‘政治与文学’这类问题，情况也类似。……当笼罩着这些问题的观念性外壳消失时，‘政治’这一古怪的存在——那些‘参与’或‘逃避’之类的词汇已无法适用的‘政治’——其本质便会显露出来。”⑫由此可见，在学生运动的高涨逐渐被日常性停滞所取代的70年代初，柄谷提出，作家们唯有从政治性主题中撤退，转而在文学领域中重新审视日常本身的自明性，才能找到恢复通往政治的道路。

1977年3月至次年11月，柄谷行人连载的文艺时评《反文学论》（冬树社，1979年4月出版）在开篇便提及了当时正在连载的中上健次作品《枯木滩》（河出书房新社，1977年5月出版）。在柄谷看来，这部以作家自身血缘与故乡风土为基础创作的作品，不应被归为“自传”⑬（吉本隆明）或“自然主义文学”⑭（江藤淳）之类。他指出，这部作品中体现的正是与“内向的世代”所共通的“方法论”怀疑，“中上氏或许是以更内向的作家姿态，彻底展现出一种悖论式的面貌，仿佛‘我’本身已被摧毁”。柄谷认为，与“内向的世代”从对日常性的追问出发，最终回归自然主义文学传统不同⑮，在他们之后登场的中上健次，对这种近代文学传统提出了彻底否定。这一观点也印证了柄谷自身问题意识的转变。在《意义这种病》刊行后，1975年9月柄谷便以研究员身份赴耶鲁大学任职，在那里他结识了保罗·德·曼，后来又经德·曼介绍接触到德里达的思想⑯，1980年9月起，他又在美国停留了约半年。往返于日美两国期间，柄谷完成了两部著作，一部是对同时代的文艺评论《反文学论》，另一部是探讨明治二十年代近代文学形成过程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最初连载于《季刊艺术》1978年夏季号-1979年夏季号、《群像》1980年1月号-1980年6月号，后由讲谈社于1980年8月出版单行本）。“他们或许会说，现实存在、风景存在、内面存在、我存在，但这些都不过是近年来被建构出来、却又被遗忘的一种制度罢了。……政治并不存在于‘文学’之外，‘文学’本身就是政治。‘政治与文学’这一想法，本身就已是‘文学’的产物。”正如《反文学论》结尾所写，70年代末的柄谷在日本与美国、同时代与明治时期之间穿梭，他所追问的是，被与政治对峙的文学的思维，本身便是自近代文学形成之初便连续的制度性思考。

『反文学論』柄谷行人，講談社，2012年5月11日

“看着柄谷氏的批评，我开始思考小说究竟是什么。”⑰另一方面，中上健次也在回应柄谷这一追问，同时不断加深着对近代文学传统的怀疑。“柄谷行人兄，还记得15年前在新宿相识时，我们在纪伊国屋书店三楼咖啡馆里聊的东西吗？……当时我们两人共同的认知是，哪有什么政治性的文学，又哪有什么文学性的政治呢？”⑱与柄谷同期出道的中上健次，虽与柄谷同样以与战后派断裂为起点，但他也同时批判着前代作家对“心理与意识”等近代制度的不自觉，他曾质疑：“被蔑称为‘内向的世代’的作家们，有几人能自觉到，所谓内向的内部，不过是近代病症的产物？”⑲从70年代末出版的两人对谈集《超越小林秀雄》（河出书房新社，1979年9月）中，可窥见两人共同秉持的一系列问题意识。

『柄谷行人中上健次全対話』柄谷行人 / 中上健次，講談社，2011年4月9日（《超越小林秀雄》一文收录于此书）

柄谷：我逐渐意识到，日本的批评始终建立在以小林秀雄为核心的单一范式上。诚然，吉本隆明、江藤淳或许都与小林秀雄持对立态度，但包括他们在内，终究还是处于同一个范式之中的，而我开始对这个范式本身感到违和。……如今，问题已不再是“小林秀雄如何”“白桦派如何”了，而是要彻底质疑以小林秀雄为代表的问题框架，或是近代“文学”、“人类”（人間）等概念的制度性本质。

中上：……也就是说，日本原本只有物语。到了被称为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与基督教相结合的西方近代文明传入了日本，并且是以与基督教相融合的形式渗透了进来。而作为其翻译语的文学、作为异质的文学，便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

柄谷行人先生也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收录于该对谈集）中，以《所谓自白制度》来论述发生颠倒的明治时期；而一直在思考物语的我，也是一边受你工作的启发，一边在进行着相关思考——不过，小林秀雄确是陷入了错觉。

中上健次、柄谷行人《超越小林秀雄》

若认为明治二十年代形成的书写制度催生了“文学”“人类”等概念，那么我们若仍将这些概念视作自明的存在，便依然会被禁锢在近代文学传统的框架之内。即便像江藤淳、吉本隆明这样的战后文学者，也同样被幽闭在“以小林秀雄为核心的单一范式”中。倘若批评家需回溯至近代文学的形成之初，并打破其自明性，那么小说家能做的，便是将近代以前的书写制度积极融入自身的文本实践。在短篇小说集《化妆》（讲谈社，1978年3月）中，中上健次虽采用了类似私小说的身边杂记式内容，却刻意将古典改编的元素生硬地嵌入其中，试图以此突破近代文学的框架⑳。此外，仿佛是在追随《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脚步，中上健次还撰写了题为《物语的谱系》这一评论（连载于《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研究》1979年2月号-1985年6月号，期间因赴美曾一度中断）——该评论的部分内容也收录于上述对谈集中。他将焦点从“自白、真理、人类”等概念中脱离出来，转向如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上田秋成、折口信夫和圆地文子这样，不受这些概念束缚的“物语作家”。关于同时期中上的研究，柄谷行人曾写道：“去年夏天，在出版《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之前，我前往美国。……既然（近代文学的制度）是建立在汉字与律令制传入后的奈良时代所发生的‘颠倒’之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累积形成的，那么我本应将这项研究作为下一步的工作。若是如此，我的研究或许就能与你（中上健次）的工作形成呼应了。”㉑70年代末，柄谷与中上的共同认知是，必须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前代将“政治与文学”相对立的观念，并超越二者的互补关系，进而构建新的话语空间。

莲实重彦（1936~）

日本文学批评家、电影评论家、法文学者、小说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 罗兰·巴特 、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 等当代法国思想引入日本，为日本现代思想先驱之一，并在现当代文学和电影评论领域撰写了大量论文。 曾任东京大学文理学院表象文化学教授，并担任东京大学第26任校长（1997-2001年）。

在与莲实重彦的对谈《文学与思想》（《群像》1995年1月号）中，柄谷行人将自身对文学自明性的批评，置于1968年这一历史性符号之下，他表示：“‘1968年’及其象征的事物，具有极为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美学性事物的泛滥，另一方面，对这种泛滥的决定性批评也从那时开始。” 不仅如此，他还向同期出道的莲实重彦呼吁：“我们可以将自身批评的起点定位在那里。”面对柄谷寻求同道式联结的提议，莲实重彦不仅认同1968年存在着某种断裂，称“我们完全没有战后派所秉持的‘政治与文学’的图式”，还提出，自身作为批评家的起点，正在于“对全共斗运动依然保留的文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政治与文学’互补关系的批判”。在下一节中，笔者将探讨与柄谷行人同为中上健次坚定支持者的莲实重彦，在80年代中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进而进一步厘清围绕中上健次与德里达对谈的话语背景。

『柄谷行人蓮實重彦全対話』柄谷行人 / 蓮實重彦，講談社，2013年7月11日

三、从“政治与文学”到文学的政治——莲实重彦中的中上健次

“为何必须是‘表层’？……因为这三者会被‘制度’迅速分割、隔离，而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开始同时代理着许多并非自身的事物。‘人类’以精神为代理，‘语言’以思想为代理，‘纸’则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以赞否为代理。”（原文重点标注省略）。莲实重彦作为批评家的宣言著作《表层批评宣言》（筑摩书房，1979 年11月），如此歌颂对符号本身的关注。人们之所以会在书写文字的背后寻找作者的“思想”、在选票纸上寻找政治层面的“赞否”，是因为我们已习惯于“代理者式=媒介者式的思维”；而若将目光转向语言的表面，这种欺骗性便会显露无疑。在莲实看来，吉本隆明、江藤淳等人所展现的，并非勇敢参与政治的逻辑，实则是在与符号本身的相遇中不知所措的写作者姿态。“对这种与符号的相遇，《论注与喻》中的吉本隆明是比任何人都更为敏感的存在”㉒；而“江藤淳将自身的失语呈献给他人。‘文学’何曾有过如此美丽的牺牲者？”㉓。尽管莲实并未像柄谷那样明确提出批判，但对在战后派眼中自明的“政治与文学”的连续性，他同样发起了冲击，进而从“文学”这一行为本身中，探寻对我们日常所受束缚的政治制度的怀疑。

『表層批評宣言』蓮實重彦，筑摩書房，1985年12月4日

莲实试图以与柄谷不同的方式将文学政治化，而这一策略也充分体现在他对文学史的态度上。收录了莲实首部日本文学论的《阅读“私小说”》（中央公论社，1979年10月），虽以日本近代文学的传统体裁私小说为焦点，却将目光集中在“并非作为白桦派核心小说家的志贺，而是作为能与这些‘作品’或‘存在’亲昵共处的非人称性语言体验者”的“私”上。在《夏目漱石论》（青土社，1978年10月）中，莲实同样意图不动声色地消解在文学史上被建构起来的“漱石神话”，并始终仅将目光投向漱石作品中书写的文字本身。莲实之所以关注中上健次，也正因中上的作品同样以别样的方式重新解读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中上健次虽明确将自身置于漱石与直哉的谱系之中，……却选择了将符号的残酷两极磁力，与作为严苛暴力装置的叙事（物語）的磁力两极性相叠加，其结果是，至少在意识层面上，他已迈入了远超两位小说家所能企及的境界”㉔。在莲实看来，书写这一行为大致被定位为扰乱我们日常所受束缚的言说体系的存在。

根据莲实与中上健次的对谈《作为叙事的物语》（『カイエ』1979年1月号），中上通过《朦胧之镜的背信——围绕古井由吉的〈水〉》（《三田文学》1973年9月号）接触到了莲实的批评，而莲实则表示自己从《补陀落》（《季刊艺术》1974年4月号）之后便开始关注中上㉕。此外，中上还提及莲实的《作为叙事的法——塞利纳、中上健次、后藤明生》（《现代思想》1977年8月号），称“看到那篇批评时，我心想，都说到这份上了，可真是够大胆的”。该评论指出，“中上健次《枯木滩》的精彩之处——或是说其能延伸至说话论空间（説話論的空間）的刺激性——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篇在即将成为‘叙事’处功亏一篑的‘小说’本身的重复叙说”。与江藤淳、吉本隆明不同，该评论并未将《枯木滩》置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延长线上，而是将其阐释为一种试图通过承载“对‘叙事’的积极倒错性”，来瓦解“不可视‘制度’”的尝试。

『文学批判序説: 小説論=批評論』蓮實重彦，河出書房新社，1995年8月1日（上述文章大多收录于此书）

莲实所使用的“制度”“法”等术语，其参照源头是他在同时期翻译出版的吉尔·德勒兹的著作《马索克与萨德》（莲实重彦译，晶文社，1973年7月）。违反束缚我们的“法”与“制度”而去追求“反语言”的萨德，与“观察法、与法一体化”的马索克——德勒兹将两者相对比，并对后者的策略表示认同：马索克虽臣服于规范，却从内部对规范进行了改写。在《福柯·德勒兹·德里达》（朝日出版社，1978年12月）中，莲实所指的“德勒兹式”事物，同样是“反=冒险者的话语”，即受虐者（马索克主义者）的行为——他们将追溯“法”与“制度”本身视为“创造性运动”。即便像柄谷那样具备了批判日本近代文学的视角，小说家也无法在此基础上继续创作。例如三岛由纪夫将萨德的文本实践视为政治制度的永久革命，最终却不得不否定语言，通过自杀这一行为来进行制度批判㉖。而在三岛之后，留给作家们的空间，便是马索克=莲实式的倒错策略：接纳制度与规范，同时从内部将其架空。正如中上也亲口表达过对莲实批评的认同，他在系列评论《物语的谱系》中，也将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歧视表象，阐释为“对法与制度的受虐倾向”。

简言之，这是因为谷崎的耽美与受虐倾向，既非沉溺于人类本能的耽溺，也非单纯的受虐，而是对法与制度的受虐倾向。“花当樱，鱼当鲷”（日本俗语，指事物应符合其固有定位）——从这句趣味略显庸俗的准则中也能推导出，这便是谷崎润一郎的歧视主义。

此前我曾说过，谷崎摆脱了笼罩着近代文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文学”主义的迷妄，而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以显现化方式将贵族、平民、贱民皆归结为人类的平等思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日语建构了日本式的法、制度与物语，这点虽是自明的，然若歧视本身亦是日本式的法与制度一类，那么近代文学框架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平等思想，实可谓迷妄之极致了。

中上健次《物语的谱系——谷崎润一郎》

在中上看来，尽管谷崎是一位与“人类中心主义、‘文学’主义”无关的写作者，但其文本实践中，却存在着对在日本文化中代代传承的“法与制度”的“受虐倾向”。谷崎虽摆脱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书写制度，却仍是“近代文学中唯一的歧视主义者”，原因在于他的作品继承了源自古典与传统艺能的“卑贱之物、异形之物”的表象。中上在论述这一点时，将自身的出身置于讨论中心，斥责近代文学范畴内的“平等思想”为“迷妄”——而最先受到批判的便是岛崎藤村的《破戒》——同时，他也试图从内部改写传统的“贱民”表象。在前一节提及的《化妆》中，作家的身边杂记式内容里，也混入了通过古典改编引入的死亡、污秽意象。在后续的短篇小说集《千年愉乐》（河出书房新社，1982年8月）中，中上不仅刻意以“高贵而污秽的中本之血”这种时空错位的血缘歧视为题材，还将故事发生的舞台从被歧视部落“路地”扩展到了南美、阿伊努聚居地等区域。正如莲实评价的那样：“为了毅然下沉至物语最深处的地层，在那里即便是赌上自己的生命，也要从物语中获得自由。中上健次必须写下《千年愉乐》”㉗。中上在从柄谷那里继承了近代文学批判的问题意识的同时，也承载了莲实所谓的“积极的倒错性”，他主动接纳与古典、传统艺能相关的歧视表象，进而构建起自身的文本实践。

《千年愉乐》

[日]中上健次 / 王奕红 / 刘国勇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综上可见，中上健次的创作活动，始终附着着同时代试图将文学政治化的批评家们的问题意识。在1971年的一次演讲中，吉本隆明表示：“关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文学应如何关联的问题，我自认为已经‘毕业’了”，并将前一年三岛的自杀定位为对战后文学家需要参与政治这一命题的最终回答，称“三岛由纪夫先生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极具冲击性的存在方式”㉘。在江藤淳与莲实重彦的对谈中，不仅反复提及“三岛由纪夫死后，我才开始写作”这种三岛前后的断裂，江藤还天真地向始终执着于“符号”触感的莲实问道：“莲实先生，您喜欢文学吗？”㉙。在三岛之后登场的写作者，已预先放弃如吉本隆明、江藤淳那般，将“政治与文学”的领域二元对立，并作为创作根基而在二者择其一。相反，他们试图用等号连接起这两个领域，在读写行为中探寻政治性，同时在自身的写作活动中寻找抵抗政治制度的契机。

在1984年的一次对谈中，柄谷行人用病——尤其是当时已成为社会问题的艾滋病——的隐喻，将文学所具有的扰乱政治的力解释为“语言的自我免疫病症”，并直接将其称为“解构”㉚。对于后来与德里达、德·曼相遇并掌握这一术语的契机，柄谷在多年后回忆道，当时的感受是“竟然有人和我思考着相似的问题，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精密的研究，这让我十分惊讶”㉛。由此不难窥见，70年代作为战后文学决算而提出的论点，到了80年代，正逐渐被替换为现代思想领域的术语。事实上，在上述对谈中，柄谷还表示：“全共斗时期曾出现过类似的状态，也就是大学的自我免疫状态”、“像天皇制这样的事物，我希望它能通过自我免疫走向自我毁灭”。而1968年、天皇制、作为病的文学等话题，也将被延续至中上健次与德里达的对谈中。在下一节中，笔者将简要介绍围绕着中上健次的批评家们是如何理解德里达的，进而探讨1986年的那场研讨会。

四、松阪牛与鹅肝酱——关于中上健次与德里达的对谈

“我最为关注的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正试图瓦解欧洲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在我看来，这本质上就是对法国中心主义的瓦解。”对于德里达的出现所带来的冲击，柄谷行人在《反文学论》中如此写道，并主张应借助德里达的理论，重新审视日本近代文学，称“日本的文学家如今已到了必须彻底怀疑自身思考自明性的时期”。莲实重彦也在《反=日语论》（筑摩书房，1977年5月）中表示，“德里达极为晦涩的语言策略，是试图将‘文字语言’从‘语音语言’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进而强调“此种认识对于以日语为母语进行言说、交流、书写、阅读与思考的我们而言，几乎是超乎想象的”，并将德里达理论重新导向对日语这一语言体系的质疑。藤本一勇将莲实重彦、丰崎光一等在70年代译介德里达的写作者归类为“德里达接受史”中的“第一世代”㉜，而这些早期接受者共同的态度是：作为同时代人，要在日语环境中重新承载德里达所提出的命题。

这种态度也贯穿于中上健次面对德里达时的立场中。从对谈一开始，中上便将部落问题与天皇制视为日本文化的硬币两面，并阐述自身对这一传统的承载立场，称“德里达先生所提倡的‘解构’，或许对此有效”。例如，他提到自己的作品《日轮之翼》（新潮社，1984年5月）——书中描绘了被赶出被歧视部落的老妇们最终消失在皇居方向的情节——称这部小说是“怀着天皇与局外人、也就是部落民，几乎是背靠背紧密相连的意图而创作的”，并认为在探讨二者关系时，德里达的论述具有借鉴意义。在守中高明看来，中上健次自70年代末起反复提出的类似日本文化论，是一种试图颠覆天皇与被歧视部落间阶层秩序的尝试，这种秩序可概括为“若没有被歧视者=被歧视部落民，歧视者=天皇便无法确立自身的定位”——具体可通过【图】㉝的形式进行说明。

然而，德里达不仅将中上的主张称为“被异化者的贵族主义”，甚至从中察觉到了“一种民粹主义”。德里达认为，中上的主张不过是能被天皇制为代表的“现有领域轻易回收的文学”；他进而提出，或许更应追求“无法被该领域回收的另一种文学”，也就是“作为文学的部落民侧之物”。德里达的批判不仅针对了中上在文化层面为部落民的存在赋予合法性的叙述，也质疑了守中高明理论的危险性——其将日本社会置于以天皇制为象征秩序的一元化之下㉞。对此，中上反驳称，自己所阐述的日本文化样貌，并非“可还原为中心与边缘这种单一维度”的存在，而更像“霜降肉”，他认为德里达“将其简化成了简单的图形”。事实上，与守中高明的解读相反，中上所举例的《日轮之翼》，恰恰是一部消解了部落民与天皇间阶层秩序的作品。

『日輪の翼』中上健次，河出書房新社，2012年9月5日

听着旅行车中满溢而出、又飘向车外的摇滚乐轻快节奏，22岁的强心想：在小巷路地里生活的其他年轻人，是否也时常被这种捉摸不透的不安所困扰呢？强曾以为这种不安只属于他自己，毕竟，他是改造了一辆本不属于自己的冷冻拖车，才离开了路地。无论是冷冻拖车里载着的七位老妇，还是强自己，都清楚前路是远离路地的方向，没有了回到陆地的归途。转头望去，冷冻拖车所到之处，所有地方都变成了纯洁无垢的陆地。

中上健次《日轮之翼》

对于山口昌男这类研究者而言，以故乡被歧视部落“路地”为舞台的中上作品，常被解读为“被歧视空间反而异化了制度=叙事=文化，并催生了诗性语言”，即边缘的被歧视者活性化了以天皇为代表的中心政治权力㉟。但实际上作品所描绘的，是为前往皇居这一最终目的地，途中那无尽的、散文式的流浪过程；正如“冷冻拖车所到之处，所有地方都变成了纯洁无垢的路地”所展现的那样，被歧视空间并未形成阶层分化，反而渗透到了日本全境。正因如此，中上健次认为，德里达的批判是基于“在法国乃至欧洲普遍存在”的、区分神圣与卑贱，或中心与边缘的“鹅肝酱”式思维所产生的误解——鹅肝酱象征着欧洲文化中对“纯粹性”“等级性”的追求；而他自己所主张的，始终是那种难以区分二者、将其包容在内的“霜降肉”。遗憾的是，作家这番隐喻式的解释并未被德里达所接受，这场对谈最终以观点并行不悖的状态收尾。德里达提出的“作为文学的部落民侧之物”这一颇具启发性的表述，也未能在当时得到中上的回应。

另一方面，德里达指出的“民粹主义倾向”，恰恰精准点出了中上健次自80年代起所面临的困境。正如作者自身所主张的，若部落问题与天皇制处于互补关系之中，那么“路地”便只能在日本这一封闭空间内才具有意义。“其中一位妇人走到道路尽头，想象着冷冻拖车真的能飞向天空；还有人想到，日本四面环海，走到了尽头的人会连同其他乘客一起沉入大海。”（《日轮之翼》）。《日轮之翼》中的流浪，终究不过是围绕皇居在日本列岛的不断绕行；以“路地”为舞台的80年代中上作品，始终被一种无处可逃的闭塞感所笼罩。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是“圆环”与“绳”的主题：《千年愉乐》的主人公“被从头到脚缠绕了十层的龙形蛇腹包裹着”死去（《六道之辻》）；在另一部作品中，青年们在故事结尾也陷入这样的境地——“嘴巴、眼睛和耳朵都被胶带封住，达也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生死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异族》），或是“被蒙住双眼、堵住嘴巴，手脚被捆得无法动弹”（《奇迹》）。70年代，中上健次还在书写对传统部落表象的倒错策略，但当他将其作为日本文化问题接纳之后，便如作品中“路地”青年的形象一般，写作者自身也陷入了这种自缚的境地㊱。

在与德里达的对谈中担任主持的浅田彰，通过将中上健次称为“负面天皇主义者”，表达了对中上所遇困境的担忧；同时，他试图以让·热内的“游牧”思想，为中上指出一条摆脱“自恋式闭域”的道路——这种通过天皇进行自我定位的困境，就连三岛由纪夫也曾深陷其中。事实上，在中上健次去世后，浅田彰驳斥了外界对《日轮之翼》“卑贱与神圣的反转”这一固定解读，认为其是“表面的见解”，并提出了一种超越中上所受狭隘一国主义局限的解读：“去往何处，为了什么？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唯有不断移动本身。”㊲。然而，与周围人的担忧相悖，1986年研讨会结束后不久，中上健次作为“天皇主义者”的立场反而愈发尖锐。最能象征这种分歧的事件是在昭和天皇驾崩当天发行的《文学界》杂志上，同时刊登了中上健次与冈野弘彦的对谈《天皇裕仁的逻各斯》，以及浅田彰与柄谷行人的对谈《昭和的终结》。后来，柄谷行人曾对中上在昭和末期的言行表示困惑，称“你在这一时期的言行，有我无法理解的地方，尤其是在天皇问题上”㊳。此后，在历经昭和时代落幕与冷战结束后，正当中上试图修复与周围人的关系时，他却于1992年突然离世。在最后一节中，笔者将通过暗示90年代以后、若中上健次未早逝而与德里达再交错的可能性，来为本文收尾。

五、唯一的、却不属于我的“日语”——德里达与中上健次的遗产继承

我从18岁起，就一直用文字记录母亲、哥哥、姐姐以及邻居们的言行。但愤怒却时常涌上我们心头。在文字的世界、文学的世界里，这份愤怒有时会直接化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批判。直白地说，问题在于：在近代文学的世界里，在这个文字丰富的国度的书写体系里，我们（部落民）并未被包含在内。……我不得不重新追问：“日本”与“我”之间，究竟如何联结？是相互重叠，还是彼此割裂？我所书写的是“日本”吗？我是“日本”人吗？我正是这样不断追问着。

中上健次《我是“日本”人吗》㊴

『中上健次発言集成: 座談/講演 (6)』中上健次，第三文明社，1999年（引文收录于此书）

1990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中上健次受邀前往德国，在法兰克福市议会大厅发表了题为《我是“日本”人吗》的演讲（1990年9月30日）。在异国听众面前，他重新将自己出身被歧视部落的经历，定位为一种与日语的异化体验。这场演讲批判性地参照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演讲《美丽的日本的我》。若说川端的演讲是向西方听众颂扬从古典延续至战后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识，那么中上则试图为“将我们这些被排除在文字丰富国度的书写体系之外”的部落民发声。中上反复强调“‘日本’与‘我’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此时的他已不再像80年代那样，试图接纳以天皇与被歧视部落为两极的日本文化特殊性；相反，他通过“我所书写的是‘日本’吗？我是‘日本’人吗？”的追问，将部落民的出身定义为与日本这一共同体始终存在的距离感，并以与母语相异化的异乡人身份，转而寻求与外部世界联结的可能。

“我只拥有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却不属于我。我‘固有’的语言，是我与之不可能同化的语言。”这番话出自德里达的著作《唯一的、却不属于我的语言——他者的单语主义》（原著1996年，守中高明译，岩波书店，2001年5月）。在此书中，德里达将自己法裔阿尔及利亚出生的犹太人这一出身，诠释为与法语这一母语之间的距离感；不仅如此，为对抗冷战结束后语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他将这种异化感本身定义为语言的固有属性，试图以此解构固有语言的神话。尽管两人唯一一次对谈无果而终，但90年代他们各自的立场与行动，却让人不禁设想，两人或许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可能。德里达的演讲发表于以克里奥尔作家爱德华·格利桑为核心的学术团体，而大江健三郎晚年将中上健次比作“克里奥尔文学家”，这一评价也可作为旁证㊵；此外，中上健次在去世前不久，曾将部落民解读为亡命者，并试图将“路地” 与本雅明的“拱廊街”概念相叠加，这一思路同样值得回味㊶。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Jacques Derrida, Editions Galilee, 2006

然而，90年代围绕中上健次的话语空间已发生质变。曾为将文学政治化而推崇德里达的柄谷行人，在冷战结束后也开始将解构这一实践视为冷战时代的遗物，称“解构应置于美苏二元对立、冷战结构这一历史语境中审视”㊷。而同一时期，柄谷牵头发起的《反对海湾战争的文学家声明》（1991年1月）中，被设定为假想敌的，正是“大学中主流的解构主义者”——他们被贴上非政治主义的标签，被批判为“无所作为，却自以为是且试图让他人相信这种不作为是最具革命性、最激进的姿态”㊸。而莲实重彦自90年代以后，似乎也随着自身在学术界逐渐确立权威地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论述特马提斯主义（テマティスム）批评的丰富性之上，而这种批评在解构批评被铸造成固定理论框架的过程中，逐渐被埋没㊹。

相反，对语言民族主义的批判意识，在90年代以后活跃的小说家群体中得到了继承。例如，从《千年愉乐》英译者转型为作家的李比英雄，积极使用“在日”这一术语，从“非母语者”的立场追问语言与国民意识的关联；多和田叶子则常受策兰等流亡作家的启发，持续冲击着日语的语言体系；近年来，台湾出生的温又柔也参照德里达《唯一的、却不属于我的语言》，试图重新审视与日语间的距离㊺。这种倾向在中上健次去世后不久便已显露萌芽。在1992年10月号《批评空间》的编辑后记中，浅田彰写下了回顾性的文字：“8月12日，中上健次离世，日本近代文学事实上已然终结。……他在巴黎与德里达的公开对谈，至今仍令人难忘”；而在柄谷行人负责的专栏中，却预告了水村美苗的连载小说《日本近代文学 私小说 from left to right》（《批评空间》1992年10月号-1994年10月号），称“事实上，中上健次曾提议从创刊号起连载小说……如今，从本期开始，水村美苗的小说将正式推出”——水村美苗正是以双语者的立场重新解读日本近代文学史的作家。由此可见，中上健次与德里达或许能再交错的那些论点，正被中上之后的作家们继承并展开着。

此外，中上健次首次触及部落问题的纪实作品《纪州 木之国·根之国物语》（朝日新闻社，1978年7月）中，描绘了一位因出身被歧视部落而在语言规范面前屡屡碰壁的青年形象。中上在参照福柯《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岸田秀、久米博译，河出书房新社，1975年9月）的同时，以书写者“我”的视角指出：“例如，看看米歇尔·福柯笔下的‘皮埃尔·里维耶’，或是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就会明白——他（部落青年）所碰壁的是语言，而我预测他未来仍会因语言而碰壁。”在他看来，这位部落青年的境遇，本质上是对日语这一规范的不适应。

『紀州 木の国・根の国物語』中上健次，KADOKAWA，2009年1月24日

我不知道是否该在这里介绍这位青年。……他25岁，是之前在新宫篇中提到的那位少女的哥哥。现在，他正在为考驾照而学习。有两位同龄青年几乎每天都花两小时陪他一起学习。起初连“加速”“阻碍”等词的意思都不懂的他，随着学习推进，成绩逐渐提升，最后成功通过了临时驾照考试。但真正的挫折出现在正式考试里——他总共失败了七次。不，他所碰壁的，终究是语言。……我对这位屡次在驾照考试中失利的青年产生了兴趣：尽管他努力学习，却仍在语言上碰壁，成绩也开始下滑——我被他的这种敏感所吸引。因为我觉得，他与身为文字书写者的我十分相似。

中上健次《纪州 木之国·根之国物语》，引用者标注重点

在中上健次看来，这位青年的生活困境并非“对社会的不适应”，而是对“语言＝社会性规范”的不适应。青年的不幸，源于他“试图正确理解语言含义”的执念；而他因过度执着于语言而在规范面前碰壁的模样，“与身为文字书写者的我十分相似”。后来在演讲中被提炼为与日语相异化的主题，其实从作家关注部落问题的起点便已潜藏——随着创作推进，那个以第三人称“他”所指代的“语言碰壁”问题，逐渐被书写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所接纳，并成为自身的问题。

“书写，就是在日语面前碰壁。”中上健次曾说。“我知道，自己不得不重复着对中本家悲惨命运无自觉的作为，在比他人短暂得多的生命里，只能靠屡屡碰壁、左右摸索的方式，一点点地接近着”（《千年愉乐》）；“达也领导的皇统会政党，以奉天皇为天、立正确社会为目标，却因纲领细节的缺失，只能每行动一步就碰壁，每前进一次就受挫，在不断积累经验中逐渐成熟”（《异族》）。莲实重彦曾评价道：“没有比‘屡屡碰壁、左右摸索’更贴合小说家创作艰辛历程的修辞表达了”，并将这句话与小说家的书写行为相联系㊻。但更准确地说，正因中上健次试图将作品中描绘的部落青年境遇转化为自身的问题，他的文本实践才不得不屡屡碰壁——用日语这一母语书写，却不在其中寻找自我认同；使用日语，却始终在它面前碰壁。这种被迫跛行的尝试，正是中上健次一生的写作活动。而这种实践，与曾期待他创作出“作为文学的部落民侧”的德里达的理论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隐秘的共鸣。

注释

① 《文学界》刊载时所附编者序言有如下注记：“去年12月12日至13日，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了关于日本文化的研讨会。日方出席者有柄谷行人、莲实重彦、浅田彰，中上健次作为特别嘉宾参与。研讨会次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与中上健次在众多听众面前展开讨论。中上首先阐述‘熊野’概念，继而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对谈。本文刊载当日讨论记录，但删除了听众参与部分。谨向为本文刊载提供协助的蓬皮杜中心Geoffroy先生致谢”。

关于日本前卫艺术展，策展人冈部青美所著『ポンピドゥー·センター物語』（纪伊国屋书店，1997年11月）揭示了幕后经纬。另据对谈内容所示，德里达1984年访日时曾与中上会面。虽无确切记录，但推测该会面应发生于德里达、浅田、柄谷三人鼎谈「超消費社会と知識人の役割」（《朝日杂志》1984年5月25日）前后。

② 浅田彰、柄谷行人、鹈饲哲《Re-membering Jacques Derrida》（《新潮》2005年2月）。此处浅田就注1所述鼎谈表示：“《声音与现象》日译本虽出版于1978年，但此次《朝日杂志》访谈恐怕才是日本普通读者接触德里达的最初契机。”此轶事可见浅田与柄谷在推介德里达方面的积极姿态，包括与中上的对谈。

③ 守中高明「ファロス・亡霊・天皇制――ジャック·デリダと中上健次」（『現代思想総特集デリダ』2015年2月）

④ 中上健次「三島由紀夫をめぐって」（1985年11月13日，巴黎高师→『現代小説の方法』，高泽秀次编，2007年2月）

⑤ 例如三岛由纪夫「ジャン·ジュネ論」（《群像》1953年8月）等。热内《小偷日记》日译本出版时三岛曾撰写腰封推荐文，“促进《小偷日记》接受的最大功臣并非石川淳，而是三岛由纪夫”（岑村杰「ジャン·ジュネの受容史のために――朝吹三吉訳『泥棒日記』と三人の守護聖人 石川淳、三島、安吾」《艺文研究》2011年12月）。

⑥ 浅田彰、渡边守章「舞台の上の政治学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京都大学」（《GS特辑热内专号》浅田彰责任编辑，第5.5号，1987年6月）。浅田在同号编辑后记中回顾：“最后让我们重返巴黎——1986年12月那个学生示威余温未散的巴黎。当时我正坐在蓬皮杜中心大厅，聆听着继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研讨会之后的中上健次与雅克·德里达对谈”，提及围绕热内的讨论。

⑦ 柄谷行人「追悼·中上健次」（《文学界》 1992年10月）。另一方面，中上也在随笔「わが友 柄谷行人」（《日本读书新闻》1974年11月18日）中记述了与柄谷的交往。需说明的是，此时期为柄谷与中上在《日本读书新闻》提供撰稿机会的，是该刊编辑絓秀实。絓后来也为莲实提供版面，可称得上是本文所述中上相关言论场域的重要推手。

⑧柄谷行人『近代文学の終り』（インスクリプト，2005年11月）

⑨拙论「「政治と文学」再考――ケーススタディ·井上光晴と大西巨人」（《国文论丛》第59号「政治与文学再考」特辑，2022年3月）

⑩东浩纪「柄谷行人について」（『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解说，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1月）

⑪ 柄谷行人「内面への道と外界への道」（《东京新闻》夕刊，1971年5月9-10日）

⑫ 柄谷行人「平常な場所での文学」（《东京新闻》夕刊，1973年5月17日）

⑬ 吉本隆明、中上健次「文学と現在」（《海燕》1983年11月）。此外吉本在「中上健次私論」（『吉本隆明〈未収録〉講演集9 物語とメタファー』筑摩书房，2015年8月）中，也将《枯木滩》等中上作品的自然描写视为“体验式描写”。

⑭ 江藤淳「文芸時評」（《每日新闻》1977年2月24日）。江藤在此盛赞：“通读《枯木滩》，我不得不认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可能在七十年后终于实现了其理想”。

⑮古井由吉『東京物語考』（岩波书店，1984年3月）、后藤明生『小説いかに読み、いかに書くか』（讲谈社，1983年3月）等显示，“内向的世代”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积极扮演起日本近代文学传统继承者的角色。

⑯柄谷行人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讲谈社文艺文库，1988年6月）所作「著者から読者へ ポール·ド·マンのために」中记述：“本书大部分构思于1975年至1976年末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并追忆了与德·曼的往事。

⑰ 中上健次「『意味という病』書評」（《周刊读书人》1975年3月31日）

⑱ 中上健次「柄谷行人への手紙」（《韩国文艺》1981年秋季号）

⑲中上健次「小説の新しさとは何か」（《日本读书新闻》1976年2月16日）。属于“内向的世代”的批评家秋山骏很早就关注到中上早期作品中的日常停滞感及由此产生的焦躁，详见拙论「上京青年の犯罪――中上健次「十九歳の地図」論」（《国文论丛》53号，2018年3月）。

⑳柄谷行人「『化粧』解説」（讲谈社文艺文库，1993年8月）正是将本作视为“私小说”与“物语”的统一。详参拙论「熊野への帰郷――中上健次『化粧』論」（《国语与国文学》2020年8月）。

㉑柄谷行人「中上健次への手紙」（《韩国文艺》1981年秋季号）。在『小林秀雄をこえて』中柄谷已指出：“其实更根本的颠倒早已存在——发生在中国文字与法制度传入日本古代之时”。后来柄谷将从中上处承接的课题深化于『日本精神分析』（文艺春秋，1997年11月）。

㉒ 莲实重彦「吉本隆明『論註と喩』――矛盾について」（《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研究》1981年3月）

㉓莲实重彦「物語＝書物＝文学」（《季刊·现代批评》1979年4月）。关于莲实对战后批评家的对抗意识，详参梶尾文武「批評と歴史意識――蓮實重彥における政治と文学」（『ユリイカ 総特集蓮實重彥』2017年10月）。

㉔莲实重彦「中上健次『鳥のように獣のように』解説」（角川文库，1978年12月）。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柄谷、莲实乃至江藤、吉本等周边批评家都曾论述夏目漱石，唯独中上终其一生未将漱石主题化。关于从漱石到中上的文学史谱系问题，大杉重男『アンチ漱石 固有名批判』（讲谈社，2004年3月）提供了启示性探讨。

㉕

关于中上结识莲实前已吸收主题批评（thématisme）的方法，详参拙论「少年の想像力――中上健次「一番はじめの出来事」論」（《阪神近代文学研究》18号，2017年5月）。

㉖三岛所受影响的萨德阐释，源自涩泽龙彦『サド侯爵の生涯』（桃源社，1965年8月）的观点：“对萨德而言，革命至多不过是验证自己文学的镜鉴。这个对社会事件完全漠不关心的人，却能建构起与革命完美融合的文学，首要功劳当属“自由之塔”。……他通过写作，将自身可能性中的绝对自由全部献祭于祭坛之上”。

例如，三岛受此影响写道：“阅读涩泽龙彦《萨德侯爵的一生》时，最激起我作家兴趣的谜团是：萨德夫人如此贞洁，始终如一地对待狱中的丈夫，为何在萨德晚年终获自由时却立刻离去？这出戏剧从此谜团出发，试图进行逻辑阐释”（三岛由纪夫「跋 サド侯爵夫人」河出书房新社，1965年11月，旧字体改为新字体）。如上所述，三岛在剧作《萨德侯爵夫人》中虽从夫人凝视萨德的视角重新把握涩泽式萨德形象，但最终追求的仍是认知者夫人与缺席的行动者萨德的统一。

㉗莲实重彦「路地と魔界――中上健次『熊野集』『千年の愉楽』」（《中上健次全集5》月报，集英社，1995年7月）

㉘吉本隆明「政治と文学について」（三田文学文艺演讲会，1971年5月8日→『敗北の構造――吉本隆明講演集』弓立社，1972年12月）

㉙江藤淳、莲实重彦『オールド·ファッション』（中央公论社，1985年10月）

㉚柄谷行人、小林登「自己免疫あるいは不均衡な世界」（《现代思想》1984年12月）

㉛柄谷行人「ド·マン、デリダと語り合った日々――私の謎 柄谷行人回想録 11」（《人文堂》网站，2024年1月15日）。此处提及德曼的叔叔亨利·德曼：“亨利·德曼的著作在斯大林主义时代严厉批判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与日本思想家如吉本隆明等人的观点相似”，再次证明柄谷的耶鲁经历是从国际语境重新把握战后文学史积淀的尝试。

㉜藤本一勇、立花史、乡原佳以「デリダが〈散種〉したもの」（《周刊读书人》2013年4月15日）

㉝图1依据注3所引守中论文制作。

㉞守中论述的问题在另一篇论文「ネイションと内的「差異」――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のもとでの在日朝鮮人」（『終わりなきパッション――デリダ、ブランショ、ドゥルーズ』未来社，2012年3月）中显现为：在日朝鲜人被结构化到与部落民相同的位置。正如德里达所称“被异化者的贵族主义”，在天皇制批判之下，两个少数群体以不同背景被置于同一水准，纳入结构性要求中。

㉟山口昌男「グノーシスの精霊」（《中上健次全集9》月报，集英社，1996年2月）。与山口共同创办《赫尔墨斯》（岩波书店，1984年12月-1997年7月）的中村雄二郎，也将《日轮之翼》论述为路地游行者动摇定居者日常规范的作品（「場所·通底·遊行――トポス論の展開のために」《赫尔墨斯》创刊号，1984年12月）。由此可窥见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赫尔墨斯》与《批评空间》两刊的立场差异。

㊱关于直至遗作仍困扰中上的“循环”主题，及其导致后期作品不得不极度膨胀的现象，详参拙论「大東亜共栄圏とサブカルチャーへの欲望――中上健次後期作品·『異族』『南回帰船』をめぐって」（『マンガ／漫画／MANGA――人文学の視点から』神户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

㊲浅田彰「移動と変身新たな旅立ちのために」（《中上健次全集7》月报，集英社，1995年12月）

㊳柄谷行人、中上健次「路地の消失と流亡」（《国文学》1991年12月）。据题为「批評的確認――昭和をこえて」（《昴》1989年6月）的另一场对谈所示，二人恢复交往源于1989年2月中上造访驹场寮举办的柄谷自主研讨会。当时邀请中上的是十九岁学生王寺贤太（王寺贤太「中上健次、一九八九年」《中上健次发言集6》附录，柄谷行人、絓秀实编，第三文明社，1999年9月）。

㊴中上健次「私は〈日本〉人なのか」（法兰克福市议会大厅，1990年9月30日→《中上健次发言集6》柄谷行人、絓秀实编，第三文明社，1999年9月）

㊵大江健三郎、帕特里克·夏莫瓦索「文学の力――クレオール的未来のために」（《群像》2013年2月）。大江在此透露：“夏莫瓦索所写小说中，存在让人想起您笔下欧里诺姨母的人物叙事，其精妙程度堪称小说典范”，显示他在90年代初曾向中上提示克里奥尔文学的可能性。

㊶中上健次「小説家の想像力」（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91年12月26日→《中上健次发言集6》前引）

㊷同注2。此处说明柄谷从『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批评空间》，2001年9月）开始提倡的独特概念“跨越性批判”是“并非解构的否定，而是其彻底化”。

㊸柄谷行人「『湾岸』戦時下の文学者」（《文学界》1991年4月）

㊹例如在莲实重彦访谈集『「知」的放蕩論序説』（河出书房新社，2002年10月）中，将德里达对让-皮埃尔·理查等人主题批评积淀的断裂称为“理查谋杀事件”。此外，莲实后期的德里达批判还见于『表象の奈落フィクションと思考の動体視力』（青土社，2006年12月）与『「赤」の誘惑――フィクション論序説』（新潮社，2007年3月）。关于莲实与德里达的微妙距离感，详参乡原佳以「理論のフィクション性、あるいは、「デリダ派」蓮實重彦」（『ユリイカ 総特集＝蓮實重彥』2017年10月）。

㊺温又柔「デリダの文章と出会って日本語の住人として」（《每日新闻》2023年8月6日）

㊻同注27。

・原文刊于『Suppléments』no. 3 2024。文章主要基于与小川步人·若林和哉·森胁透青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当下，解构国家？——德里达、列维纳斯、中上健次与‘国民国家’”（京都大学，2023年3月26日）的口头发表，受评论人鹈饲哲·大杉重男·早尾贵纪及与会者的指教。研究获科研费启动支援“中上健次作品亚洲取向的再考察”（课题编号22K20024）资助。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松田树（1993～），神户大学博士毕业，现任爱知淑德大学讲师，批评志『近代体操』主编。主要研究日本近现代以来以中上健次为代表的日本文学与批评。论文有「「中上健次」以後――雑誌『批評空間』（一九九一〜二〇〇二）における水村美苗・多和田葉子・阿部和重」、「記憶喪失にあらがって――中上健次『千年の愉楽』」等，合著有『いま批評は存在できるのか 』、『批評の歩き方 』。

译者简介

付石，南开大学日语系专业，日本现当代思想与文艺方向。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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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odernism and Japan

Masao Miyoshi / Harry Harootunian / Stanley Fish / Fredric Jameson (ed.)

『坂口安吾と中上健次』

柄谷行人

『増補 日本語が亡びるとき──英語の世紀の中で』

水村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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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视角 全球视野寻找东亚论述的“虫洞”与“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