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汉末乱世的“引爆者”，董卓在《三国志》中被塑造为“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的凶逆典型。本文以《三国志·董卓传》为核心，结合《魏书》《蜀书》《吴书》中的相关记载，剖析陈寿如何通过“行为链叙事”“伦理对比”“灾异象征”三重笔法，构建董卓的残暴形象：从入京擅权到废立弑帝，从焚烧洛阳到屠戮百姓，其每一行径都被置于“秩序崩坏”的历史语境中，成为汉末纲常解体的具象化符号。研究发现，陈寿对董卓的书写不仅是对个体恶行的记录，更暗含对“暴力政治”的深刻批判——通过董卓的速兴速亡，揭示“以暴易暴”无法重建秩序的历史逻辑，同时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变”提供隐性合法性对照。这种叙事既体现了“春秋笔法”的褒贬传统，也折射出西晋初年对“乱世根源”的集体反思。

关键词

董卓；《三国志》；叙事策略；汉末乱世；暴力政治

一、引言：一个“乱世符号”的诞生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率西凉铁骑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开启了汉末“群雄割据”的序幕。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动荡，在《三国志》中被视为“周秦之末”以来最剧烈的秩序崩塌，而董卓则被陈寿锁定为这一过程的“罪魁祸首”。《董卓传》开篇即言“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看似平淡的出身介绍，实则暗藏“边地豪强”“勇武无文”的性格伏笔，为其后续的暴力行为铺垫合理性。

陈寿对董卓的描写，始终围绕“乱”字展开：乱政、乱伦、乱天下。这种叙事选择并非偶然——作为西晋史官，陈寿需要为“晋承魏统”寻找历史依据，而将汉末之乱归咎于董卓的“凶逆”，既能解释曹魏“拨乱反正”的合法性，又能通过董卓与曹操的“同途殊归”（均以武力掌控中央，却一亡一兴），凸显“权变”与“残暴”的本质区别。因此，解读《三国志》中的董卓形象，不仅是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更是解码汉末乱世的成因与史学对“秩序重建”的隐秘期待。

二、行为链叙事：从“擅权”到“覆灭”的暴行铺陈

《董卓传》以时间为轴，构建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暴行链”，陈寿通过对关键事件的选择性放大，将董卓的“凶逆”特质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形成极具冲击力的叙事效果。

（一）入京擅权：权力异化的开端

董卓入洛阳的背景，是十常侍之乱后中央权力的真空。《董卓传》记载：“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还宫。”看似简单的“迎帝”，实则是武力篡权的第一步。陈寿紧接着写道：“卓闻召，即时就道，未至而何进败，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还宫。时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故京都兵权唯在卓。”这段叙事暗藏三重深意：

• 强调董卓“即时就道”的主动性，暗示其早有觊觎中央之心；

• 点明“何进部曲无所属”“并丁原之众”的事实，说明董卓权力的根基是“武力兼并”而非“合法继承”；

• 以“京都兵权唯在卓”收尾，凸显权力垄断的危险性——这正是汉末秩序崩坏的核心诱因。

更精妙的是对“废立”事件的描写。董卓提出废少帝、立献帝时，袁绍反对：“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而董卓的回应是：“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董卓传》）陈寿通过对话对比，将袁绍的“守礼”与董卓的“蛮横”形成鲜明对照，既暴露董卓的权力欲，又暗示其对“君臣伦理”的公然践踏。

（二）迁都长安：文明毁灭的象征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为避关东联军锋芒，决定迁都长安，这一事件被陈寿视为其暴行的顶峰。《董卓传》以极具画面感的笔触记载：“卓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短短十四字，浓缩了文明毁灭的惨剧。但陈寿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补充了三个关键细节：

幸运飞艇168开奖 • “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通过“百万口”“积尸盈路”的数字对比，凸显其对生命的漠视；

• “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无复孑遗”四字，将洛阳从帝都变为焦土的过程残酷呈现；

• “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挖掘帝陵与公卿墓，不仅是掠夺，更是对“礼敬祖先”传统伦理的彻底颠覆。

这些记载共同构成了董卓“反文明”的形象：他不仅是权力的僭越者，更是历史与伦理的摧毁者。陈寿在此处特意引用蔡邕的劝谏（“卓谋迁都长安，邕上封事谏”），但董卓“不听”，进一步强化其“一意孤行”的冥顽特质。

（三）身死族灭：暴行的必然结局

董卓的覆灭，在陈寿笔下被写成“天道昭彰”的必然。《董卓传》详细记载了王允、吕布的密谋：“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一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以“私德败坏”呼应其“公德沦丧”，形成“内外皆乱”的叙事闭环。

刺杀过程的描写极具戏剧性：“卓入朝，布在掖门内，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董卓临死前的“惊呼”与“大骂”，与其平日的“暴虐”形成强烈反差，暴露出色厉内荏的本质。而陈寿特意补充“长安中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以“众叛亲离”“人人称快”的结局，完成对董卓“凶逆”形象的最终审判。

三、叙事策略：伦理对照与象征体系的运用

陈寿塑造董卓形象时，并非简单罗列暴行，而是通过“伦理对照”“灾异象征”等手法，将其行为置于更广阔的文化与历史语境中，赋予“凶逆”以多重解读维度。

（一）伦理对照：以“守礼者”反衬“悖礼者”

《三国志》中，董卓的“悖礼”被置于与“守礼者”的鲜明对照中，形成强烈的伦理张力。最典型的对照者是卢植与袁绍：

• 卢植：当董卓提出废立时，“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二十余罪，霍光乃废之。今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罢坐，将杀植，侍中蔡邕劝之，得免。”（《董卓传》）卢植以“伊尹、霍光”的典故反驳，坚守“废立需有明罪”的礼制原则，与董卓的“蛮横”形成对比，凸显董卓对“政治伦理”的无知。

• 袁绍：“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卓既杀太后及弘农王，绍遂屯兵河内，酸枣诸军皆受绍节度。”（《袁绍传》）袁绍的“横刀而去”与后续的“起兵讨卓”，被塑造成“维护汉室”的正义之举，与董卓的“弑帝乱政”形成善恶对立。

这种对照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反差，更是“礼治”与“暴治”的较量。陈寿通过强调卢植、袁绍的“守礼”，反衬出董卓的“乱礼”是汉末动荡的根源，暗含“礼崩则天下乱”的史学判断。

（二）灾异象征：“天谴”与“人祸”的互文

汉代史学有“天人感应”的传统，陈寿虽受魏晋玄学影响，淡化“天命”色彩，但在描写董卓时，仍巧妙运用“灾异”作为其“凶逆”的象征：

•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董卓传》）这里的“人情崩恐”不仅是人的反应，更是“天怒人怨”的社会镜像；

• “卓尝遣军到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董卓传》）“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在社下杀人，是对“神灵”的亵渎，陈寿以此暗示董卓的行为已触怒天地，必然招致报应。

这些“灾异”并非超自然现象，而是董卓暴行引发的社会失序与人心崩塌的具象化表达。陈寿通过“人祸”与“天谴”的互文，将董卓的个人行为上升到“逆天而行”的高度，使其成为“乱世”的符号化存在。

（三）细节刻画：从“饮食起居”见“心性本质”

陈寿善用细节刻画人物心性，《董卓传》中几处看似无关的生活细节，实则精准揭示了董卓的“残暴”与“愚昧”：

• “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董卓传》）这段对董卓死后尸体被焚烧的描写，看似血腥，实则以“膏流浸地”“脐中为灯”的荒诞细节，消解其生前的“威势”，暗含“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嘲讽；

• “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董卓传》）以“私通侍婢”的细节，暴露董卓对亲信的“多疑”与“控制欲”，也为其被吕布刺杀埋下伏笔，暗示“以暴力维系的权力”终将被暴力反噬。

这些细节避开了直白的道德评判，却通过场景的荒诞感与因果的必然性，让读者自行体会董卓“凶逆”背后的性格缺陷与历史必然。

四、历史语境：董卓形象的“功能性”意义

陈寿塑造董卓的“凶逆”形象，并非单纯的“实录”，更暗含服务于西晋初年政治与史学观念的“功能性”考量——通过对董卓的批判，既解释汉末乱世的成因，又为曹魏“拨乱反正”提供合法性，同时传递对“暴力政治”的警惕。

（一）为“晋承魏统”铺垫历史逻辑

西晋政权的合法性源于曹魏的“禅让”，而曹魏的合法性则建立在“平定董卓之乱”的基础上。陈寿通过将董卓塑造成“汉室的毁灭者”，间接证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合理性：

• 《武帝纪》记载曹操“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将其早期行为定位为“讨逆”；

• 对比董卓“焚烧洛阳”与曹操“迁都许昌”：董卓的迁都是“毁灭式掠夺”，而曹操的迁都是“保护性重建”（“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曹操“遂至洛阳，卫京都”），这种对比凸显曹魏政权的“秩序重建者”身份。

因此，董卓的“凶逆”越突出，曹操“讨逆”的正义性就越充分，晋朝承接曹魏的合法性也就越稳固。这是陈寿作为西晋史官无法回避的叙事立场。

（二）对“暴力政治”的深层批判

董卓的统治模式是典型的“暴力政治”——以武力垄断权力，以恐怖压制反抗，以掠夺维系统治。陈寿通过其速兴速亡的过程，揭示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

• 暴力无法赢得人心：“卓所亲爱，并不显达，而素所仇怨，尽见诛灭”，导致“群下震恐，莫敢忤旨”，最终众叛亲离；

• 掠夺破坏经济基础：“卓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这种对资源的无度掠夺，最终引发“关中大饥，人相食”，动摇统治根基；

• 残暴瓦解伦理纽带：“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余人”，对士族的屠戮导致“天下士大夫怨愤，莫不扼腕”，失去精英阶层的支持。

这些记载共同构成对“暴力政治”的系统性批判，暗示“治天下”需“德治”与“法治”结合，而非单纯依赖武力。这一观念既符合西晋初年“重建秩序”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陈寿作为“良史”的历史洞察力。

（三）汉末乱世的“病理切片”

董卓形象的深层价值，在于其成为汉末乱世的“病理切片”——通过他的行为，展现中央权威丧失、地方豪强崛起、伦理秩序崩塌的综合病症：

• 中央权威丧失：董卓能轻易废立皇帝，说明“君权神授”的观念已被打破，地方军阀成为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 地方豪强崛起：董卓的西凉军事集团与关东联军（袁绍、曹操等）本质上都是“豪强武装”，他们的混战标志着“士族政治”向“军阀政治”的转型；

• 伦理秩序崩塌：从“发掘帝陵”到“弑杀太后”，董卓的每一步都在摧毁汉代的核心伦理（忠君、孝亲、礼敬祖先），而这种崩塌并非董卓一人所为，而是汉末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陈寿对董卓的描写，因此超越了个人传记的范畴，成为剖析汉末乱世“病因”的诊断书，为后世理解这一历史转型提供了关键视角。

五、结论：一个“符号”的永恒警示

《三国志》中的董卓形象，是陈寿以“春秋笔法”精心构建的“凶逆”符号。通过行为链叙事的层层铺陈、伦理对照的鲜明反差、象征体系的巧妙运用，陈寿不仅记录了董卓的暴行，更将其塑造为汉末秩序崩塌的总代表——他的暴力统治、权力僭越、伦理颠覆，既是乱世的成因，也是乱世的镜像。

这一形象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更在于其“警示未来”的功能：陈寿通过董卓的速兴速亡，揭示“暴力无法构建秩序”“僭越必然招致毁灭”的历史逻辑，为西晋初年的秩序重建提供镜鉴，也为后世统治者敲响警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志》中的董卓，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人物，成为中国史学中“乱政者”的永恒典型，其形象的生命力，正源于陈寿深刻的历史洞察与高超的叙事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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